三星，即天上的三颗明亮的星星。在中国古代星象学中，称之有“天一星”。正如《史记•孝武本纪》《集解》所说：“徐广曰：斗口三星曰天一。”天一星又称天乙星，古人认为天乙星居天之中，称做“天心”。
    三星洞，在洪雅瓦屋山，相传史前人皇曾在此居住；三星堆，即今广汉三星堆古文化遗址。巴蜀原始宗教崇奉五斗，以三星为中斗，为最高星神。天有五斗，地有五方，三星洞、三星堆与天一星相对应，意为天下之中，以受四川八方朝拜的最神圣的地方。
三星洞所在的瓦屋山区，至今仍保留着巴蜀原始宗教的习俗和遗迹；三星堆文化遗址则是在巴蜀原始宗教祭祀文化的宝库。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本文试作初步探索，以向各方专家就教。
一、女娲与“娲屋”
    三星洞所在的瓦屋山，自古号称“天漏”，相传女娲补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女娲完成了补天大业之后在此栖息，所以本来叫做“娲屋山”或“女娲山”，称“瓦屋山”是从宋代才开始的。
女娲是否住过瓦屋山？因是神话传说，无从考证。那么，这个传说是否折射出古先民在此居住的影子呢？这倒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地质学家们从火山爆发喷射出的岩浆得到证实，在地球内部，储藏着大量的溶液，地面上的山峰和岩石，就是由于地球内部溶液的动动而形成的。瓦屋山区的地质历史相当复杂，据考察，瓦屋山区出露的岩层有震旦系、寒武系、二叠系、白垩系及新生代地层。根据地质年代的测算，大约在40500万年以前，有过一次造山运动。地质学家称之为加里东运动。在这次造山运动中，瓦屋山区属于昆仑褶皱带。大约23000万年前，又开始了华力西运动，受淮阳地块隆起的影响，在强烈的褶皱、断裂作用下，形成了瓦屋山体的雏形。而在19500万年前开始的印支运动中，大量的岩浆形成了瓦屋山玄武岩“屋盖”，并伴有部分地层变质和混合岩化。大约在6700万年前开始的燕山运动中，由于受北东——南西断裂褶皱带的穿插、挤压，使山峰陡峭、险峻，造就了瓦屋山的基本轮廓。此后，在200万年前开始的喜巴拉雅造山运动中，原已形成的山体又受到大幅度提升和断裂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瓦屋山险峻雄奇、峡谷幽深的复杂地形。
     经过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之后，地球上的陆地板块相对稳定下来，有的地方本来是陆地，变成了海洋，有的海洋却又变成了陆地，甚至是高山。四川盆地就是由内海变成陆地的。在地质史上，成都平原属于侏罗纪最后残存的内海。直到长江三峡加速泄流，岷江、沱江、涪江和青衣江四大水口逐渐形成，才先后次递呈现出被称做沃野天府的“川西大平原”。这个“川西大平原”包括绵阳、成都、温江、眉嘉地区在内，成都平原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川西大平原”中所谓眉嘉地区，包括今眉山、乐山地区和沿江各县，即彭山、眉山、丹棱、洪雅、青神、夹江、峨眉、乐山等县市的洒谷平坝和黄土台地。而当这些黄土台地出现之前，海拔高达2800多米的瓦屋山早已显山露水了。
    据考古发现，“四川内海”不仅是恐龙的王国，而且在其东部的长江之滨发现了距今约200万年的“巫山人”，在其西南部的金沙江畔发现了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而在盆地中部发现了距今约7500年左右的“资阳”人有可能是“巫山人”或“元谋人”的后裔。“资阳人”是否到过青衣江流域及瓦屋山区，既无文献记载，也无地下发现可资证明。但是，这一带的确有古猿人的遗迹，则是不争的事实。与瓦屋山邻近的汉源县富林镇，于70年代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获得尸骨和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器材料5000多件，以及木炭、灰烬等用火遗迹，经测定，为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考古学上称之为“富林文化”。80年代，考古工作者又在瓦屋山下青衣江畔的止戈乡王华、韩村和中宝等地发现了古猿人用过的石斧、石刀、石锄，经鉴定为新石器时期遗物。近年来，又在青衣江流域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期人们用石块磨制成的刀、斧等生产生活工具，考古学上称之为“青衣江文化”。
    人类学常识告诉我们，人和走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有丰富水源和食物而又相对安全的地方聚集，甚至居住下来。相比之下，瓦屋山应是原始人类生活的首选之地。当川西大平原还是一片汪洋之时，瓦屋山已是一个面积达15000多亩的海中之岛。“元古之民，多就崖栖”。即使川西大平原显露之后，也难以找到条件更为优越的处所。瓦屋山山顶平缓，沟渠纵横，水源丰富，水中有鱼类，森林中有各种各样的草食动物，可供人类捕食，特别是一年两季的竹笋，以及2300多种药用植物，漫山遍野，取之不尽。气象专家根据瓦屋山一带有古红壤和杪椤、里白等古遗孑植物，“推断本地区第三纪曾经历过气温高、降水多的古热带气候”，而瓦屋山海拔高达2800米以上，气候相对温和，正好适宜人类生存，且无洪水猛兽侵扰，相对安全。此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条件，即瓦屋山四周多岩洞，可供古人类分散或集中居住。
    女娲在瓦屋山住过的“娲屋”，其实就是那种“凹腔”式的“崖屋”或“岩屋”。“崖”和“岩”在北方有区别，读“yá”和“yán”，在南方则音同，都读“ái”。“崖屋”或“岩屋”与“娲屋”或“洼屋”读音相近。地质学家认为，巴蜀大地表面覆盖着侏罗纪、白垩纪时期沉积下来的红色岩层，砂岩和泥页岩互叠交替，一层硬，一层软。较软的泥页岩很容易风化，剥蚀成“凹腔”，在软泥面岩上层的硬砂岩自然成为顶板，这种浅显的山洞，地质学上称做“凹岩腔”，俗称“岩屋”。而瓦屋山为一典型的方山地貌，山顶为二叠系的峨眉山玄武岩，加之有较大的集水面积，常年不干，地表水最易转化为地下水，促进喀斯物洞（又称石灰岩洞）的形成，从而给原始人类提供居住的洞穴或“洼屋”。瓦屋山的洞穴主要分布在石灰岩广泛出露的区域，集中在海拔800~2400米的范围之内，呈环状分布，洞口高度一般在2米以上，最高者达10米以上，这样的洞穴多达20多个，如三星洞、五龙洞（又称五郎洞）、大法洞、老君洞、雷洞、燕子洞等等皆是。而长达四五公里的“野牛街”，则是典型的“凹岩腔”，很可能就是原始人类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大约是“平民”居住区，而氏族首领们则居住在更为高级的五龙洞、燕子洞等深大无比的洞穴中。
    古蜀人居住在这些山洞里，所得到的不仅是较为优越的居住条件，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得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硝盐。洪雅向斜取样分析结果表明，“在早白垩纪中、后期的川西坳陷区实际上当时是一个盐盆地质沉积环境”，岩层中含有芒硝、钙芒硝和杂色盐、碘等成分。硝盐质量虽然赶不上泉盐、井盐和海盐，但对早期人类来说，最先舔食硝盐者却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对改善人类饮食和延长寿命起过重要作用。硝盐随地下水沿岩石浸出，可供人兽直接舔禽食，今瓦屋山“野牛街”仍是野生动物聚集舔食硝盐的场所；古人曾在洞中煮硝取盐，至今在瓦屋山的许多山洞内或洞口堆积着的大量硝土可以为凭。任乃强先生提出了著名的“食盐立国论”，但他不了解瓦屋山山洞有大量硝盐可食用，所以认为古蜀国人是是依赖外盐而生存的。既然瓦屋山有丰富的可供食用的硝盐，周边氏族对这一神圣地方的仰慕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说有盐即可立国，古蜀国的雏形在这里出现，是完全有这个可能的。
二、蜀山氏与蜀山
    瓦屋山有如此优越的居住条件，是谁最先来这里作了主人呢？据古代文献记载，早在传说的黄帝时代之前，“四川内海”的边缘山区，就已经有了蜀人的存在。《华阳国志•蜀志》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这里的“国”，不是指后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一个氏族或一个部落的存在。“人皇”即伏羲和女娲，当在黄帝之先。根据历史学家的分析，古代四川在蜀国建立之前，“当属于蜀山氏阶段”。此说并非凭空臆断，而是有史实作依据的。但是，蜀山氏究竟生活在什么地方？何谓蜀山？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远者或指昆仑山为蜀山，或指康藏高原为蜀山；近者或说蜀山泛指蜀中之山，或说“蜀山即岷山”，或说“岷江左右之山皆为蜀山”。若以岷江左右之山而论，从都江堰至乐山为岷江中游，瓦屋山在其右，恰在蜀山范围之内。《汉书•地理志》云：“《禹贡》桓水，出蜀山西南。”据地理历史学家考证，《禹贡》所记“桓水”即今之大渡河，大渡河在瓦屋山西南，古今不无不合。本着瓦屋山在蜀山在蜀山范围之内这一基本前提，试对蜀山进行定位考察，其意义不只是对瓦屋山的研究，即使对于古蜀文化的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
    为了对蜀山作定位考察，我们先从“蜀”字谈起。一提到“蜀”字，人们总会把它和蚕连在一起，这是因为蜀发明了养蚕术，蚕即蜀，蜀即蚕。对于“蜀”字的理解，一般都认为，“蜀”是蚕的象形字，蚕的两额有一对眼目一样的黑斑，所以古人造字时，夸大其目，上部从“四”，从“虫”；蜀人善养蚕，称蚕为蜀，遂以蜀名蜀山氏。蜀和蚕和共同点有二：一是都具有吐丝的功能；二是都是由同一地区的氏族进行经营的。“蜀”字和“蚕”字本来没有区别，蜀、蚕相混不为错。但是随着蚕桑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蜀和蚕逐渐分离开来：蜀在先，是为野蚕；蚕在后，是为人工喂养。存在决定意识，古代知识分子也就及时给“蜀”、“蚕”二字分别赋予了不同的的含义。在甲骨文中，蚕和蜀各为一字，互不关连。《淮南子》云：“蚕与蜀似而爱憎异。”并说蜀即野蚕，不群聚，故谓之独。《韩非子•说林上》又以鳝和蛇的异同做比喻说：“鳝与蛇，蚕似蜀。人见蛇则惊骇，见蜀则毛起。”更明确地指出了蚕和蜀的区别。
以“蜀”名山也是因虫而起，都是取孤独之意。孔颖达疏《尔雅》说：“虫之孤独者蜀，山之孤独者亦名蜀也。”这里所说的“虫”并非指蚕，而是指与蚕相似的一种有毒的野虫。其意由《尔雅•释山》引申而来：“大山山亘，属者峄，独者蜀。”意为孤独之山谓之蜀山。瓦屋山四周是悬崖绝壁，山下有周公河环绕，不与群峰相连，是为孤独之山。蜀字在甲骨文中意为山高平，水环山，简直是瓦屋山的真实写照。天下孤独之山不在少数，远者不言，近在西南即有贵州独山，桂林平地突兀之山亦多，还有许多山的主峰也不与群山相连。但是，瓦屋山山顶高平且有河渠池沼者，实属罕见。在古音中，蜀为屋部字。这又是从另一角度把蜀山和“娲屋”联系到一起了。
    除了“蜀”字可证瓦屋山就是“蜀山”之外，“一”字也可为证。蜀人呼“一”为“蜀”，汉代蜀地学者扬雄《方言》说：“一，蜀也，南雄谓之独。”远看瓦屋山，突兀横空于云雾之中，简直就像在大的白缎之上书写了一个特大的“一”字。《老子想尔注》说：“一者，道也。”瓦屋山这个天大的“一”字与“道”结缘，也就可想而知了。
    古人名山，大都与人在该山的活动相联系。如张家山、李家岩等，百里之内，大体可知某处为某人所居，后来以此假借为姓氏。“氏”字起源于巴蜀。据《说文》云：巴蜀先民为崖栖之族，所以“巴蜀名山岸胁之旁著欲堕者曰氏。氏崩，声闻数百里。”意思是说，巴蜀的所谓“氏”，指的是将要崩塌的山崖，即“凹腔”，上悬下空，像快要崩塌的样子，一旦崩塌，很快传到几百里以外。今人冯广宏先生指出：这个“氏”字“只有巴蜀人才造得出来”，在古汉语中“氏”字“与危岩欲堕丝毫无关”。从这个“氏”字的由来，可以看出，蜀山之名源于蜀山氏，也就是说，蜀山氏所在之山即为蜀山。
    蜀族是中华民族中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据《世本》所记，“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迁徙往来无常处”。显然这是指蜀人尚未定居之前的情况。定居下来之后，以山名氏，故从无姓到有姓，被称为蜀山氏。《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这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这里所说的“蜀山氏”和“西陵氏”皆与黄帝同时，并已通婚。黄帝之子青阳和昌意是从外地来到蜀地的客户，蜀山氏和西陵氏则是据有蜀地的主人。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是男到女家，做了“倒插门”女婿，蜀山氏必在若水或其附近地区。正如任乃强先生所说：“昌意娶蜀山氏之女，应亦去此不远。”问题出在何为若水？若按近代地理，若水即今之青衣江，青衣江的重要支流周公河发源于瓦屋山，昌意降居青衣江，与青衣江上游瓦屋山的蜀山氏女结为连理，自当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有的学者不这样看，根据《水经注》的解释，认为古若水即今雅砻江。因此又只好按照这种观点，再循雅砻江探索蜀山氏所在。《汉书•地理志》指出，“若水”在牦牛县界。牦牛县治所在今汉源县。汉源县与洪雅县毗邻，与瓦屋山同脉的大相岭即青衣江和汉源河的分水岭，也是汉源和洪雅两县的界山。因此，无论是以青衣江定位若水，还是以雅砻江定位若水，瓦屋山一带是蜀山氏的活动范围无疑。
三、蚕丛青衣与纵目
    蜀以蚕立国，而在蜀山氏阶段，尚未立国。“蜀”和“蚕”代表着养蚕业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蜀，是在蜀山氏阶段的野蚕，取丝亦在野外进行，劳动十分艰苦。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中有这样的描写：“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这里没有用“蚕”这个字眼，显系在荒郊野外，制取野蚕之丝。
    由于蚕茧的广泛使用，分散在树林中的野蚕寻找起来很不容易，而且数量极少。人类开始运用自己的智慧，把蚕虫集中起来，让它们在竹丛或树丛中结茧，这样既可以减少蚕虫和蚕茧的自然损失，又可省去到荒野中拾茧的劳作，因而产茧量大大提高。这是蜀族养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大飞跃，也是中华民族养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大飞跃。从这时起，蜀山氏已不再是原来的蜀山氏了，最先发明集中养蚕的蜀民开始独立出来，被称为蚕丛氏。丛者聚也，自聚为集，被聚为丛。蚕虫被蜀人聚集起来喂养，是以“蚕丛”为名。随着养蚕水平的提高，蚕丛氏繁荣富强了，从而建立了蜀国。
    蚕丛之国在什么地方，是怎样立国的，史无定论，以至于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慨然叹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氏所居之地，据《古文苑•注》引《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与蜀山氏相比，不再是“无常处”，而是“居”“石室”了。蒙文通先生认为，蚕丛氏从岷山下居低湿之地，先在青衣、临邛一带河谷，“蚕丛建国亦在此”。这一带不仅有以与此同时为中心的良好居住条件和捕食条件，而且可以就近从临邛获得食盐，以提高原始人群的生命素质。原始氏族之立国，不是后来意义上国家制度和的建立，而是指蜀人发展到蚕丛氏阶段，已不再是一个分散的群龙无首的氏族，而开始成为一个有主有从的整体。这个整体可以在君长的带领下，进行群体活动。宋代黄休复所说“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是指尚无单独立户，一个氏族集体行动。蚕丛氏立国之后，并非始终停留在一个地方，而是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大他们的活动范围，先在青衣河谷瓦屋山一带的石室中居住，后来向以今青神县为中心的眉嘉台地发展，逐步把他们的蚕桑事业推向川西大平原。
    蜀族是从蚕丛氏开始发迹、繁荣富强起来的。蚕丛氏继蜀山氏之后而兴起，是对于古蜀文化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阶段。《太平御览》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神化不死。其民亦随王化去。”神，即君长。“神化不死”，是指各代君长相互更替，代代相传。蚕丛蜀国之君长，即青衣神。相传蚕丛常着青衣往来于民间，教民植桑养茧。蚕丛所着青衣，一种廉洁是用蚕丝织成的青色衣饰，但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言，有无可能将丝织品染成青色，尚值得怀疑。另一种说法是用牦牛毛绩织的本色褐布为衣，呈淡黑色，蜀人视此为青色，故称青衣。后种说法较为可信。今瓦屋山区，或在山寨，或是逢场赶集，总能见到一些着装很特别的老年人。他们头上包的头巾，身上穿的斜襟衣，皆为青色。据说这是古羌族的习俗，源于古蜀蚕丛。
    古蜀蚕丛除了着青衣而外，还有椎髻、左衽等标识。《全汉文》卷五十三引《蜀王本纪》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时人萌，椎髻，左衽。”所谓“人萌”，是以草芽比喻人类的原始阶段；“椎髻”，即将头发盘成巴巴簪；“左衽”，即衣襟在左边。蒙文通先生指出，椎髻、左衽，为古蜀人之标识。今瓦屋山区着青衣之老人，主要是女性，她们还保留着头梳巴巴簪、衣襟在左边的习俗，可见古风犹存。
    蚕丛作为一个氏族，历数百年，所创蚕桑事业不断发展，由南而北，遍及整个川西大平原。在岷江上游河谷之地，亦留下许多遗迹，如蚕陵，秦汉之际曾设蚕陵县。蚕丛墓不只一座，这是肯定的。瓦屋山的蚕丛墓是蚕丛祖墓，但不在鸳鸯祠。岷江河谷的蚕丛墓是蚕丛后世之墓，但不是石棺石廓。
    蚕丛青衣神作为蜀国的开国君长和养蚕取丝倡导者，受到后世的无限崇敬。瓦屋山上所建“遣福寺”，寓“遣福万安，圣德薄山”之意，即是对蚕丛的崇高祭奠。寺在三星洞附近，当指蚕丛居天下之中，道教称之为中元黄帝。本着天人合一理念，天有三星，人有三目，瓦屋山传说中的蚕丛和寺庙中供奉的青衣神，均为纵目人，即三只眼。古蜀纵目人谁也没有见过，令人惊诧的不已的是，在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巨大的青铜纵目人像，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个纵目像所代表的正是蜀之蚕丛王。由此可以说，瓦屋山关于蚕丛庙恢复起来，对于弘扬古蜀文化和发展旅游业，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四、鱼形木雕和鱼形牙璋
    瓦屋山区比较古老的房屋建筑，大都在山檐下有一个特殊的标记——鱼形木雕。这种古老的图腾崇拜的遗物，在今炳灵镇街坊屋脊下也可找到。这让人联想到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鱼形图案。
    考古工作者在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二期至第四期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大量鱼形牙璋、鱼形玉佩，以及鱼鸟图案和陶制网附模型。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些遗存中还发现了一柄象征王权的金杖，刻有两两相对的鱼形图案。这种图案表明鱼图腾是三星堆祭祀文化中的最高图腾，鱼是三星堆文化创造者鱼凫王的始祖神。
    瓦屋山的鱼形木雕和三星堆的鱼形图案，为人类起源提供了化石般的佐证。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很有可能是由豚类进化而来。古生物学家在四川盆地距今3~5亿年的泥盆纪地层发现了大量鱼类化石，其中有距今约3亿年的节甲鱼类化石。经研究证明，节甲鱼类是恐龙和须鱼的祖先型的旁支。从鱼到人有着4.5亿年的进化历程，是一部脊椎动物的进化史。斑鳞鱼是人类最早的祖先，这种硬骨鱼受到干旱的逼迫，逐渐适应了陆上的生活。在现代脊椎动物中，硬骨鱼有5万多种，占全部物种的98%。大约在700万年前，最早的人类物种同时向三个方向发展，进化成今天的大猩猩、黑猩猩和人。类人猿在离江河湖海较远的丛林中演化成最早的人类以后，由于猛兽的侵害和食物的缺乏，逐渐开始了第一次返祖活动——从山林中回到水边，猎取水中生物为食，后来在低洼地方发现稻谷继而发明了栽种技术，便开始定居下来。继蚕丛、柏灌之后在蜀地兴起的鱼凫氏就是这样一个长期在水边生存繁衍的民族。
    鱼凫本来是南方的一个弱小氏族，建渔人国，以渔业为主，后溯江而上，入主蜀地。由蜀山氏经蚕丛氏、柏灌氏，到鱼凫氏，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蜀地已经有了较好的生活环境。鱼凫氏以捕鱼为生，熟悉水性，并会造船，长于航运。因而由一个小国，很快发展起来，在蜀地后来居上，以致战胜了柏灌氏，建立鱼凫古国，把早期的蜀文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鱼雕既为鱼凫氏之图腾，鱼凫氏立国的都城在三星堆，为什么会在瓦屋山区至今保留着悬挂鱼雕的习俗呢？答案很简单，瓦屋山位于    青衣江上游，发源于瓦屋山的炳灵河，有一段很长的暗河，谓之“丙穴”，是雅鱼的故乡。雅鱼又称“嘉鱼”，是蜀地重要贡品之一，在左思《蜀都赋》中即有“嘉鱼出丙穴”的记载。鱼凫氏南来，沿江而上，对青衣江的雅鱼不会一无所知，他们在这里从事渔业活动，不是没有可能，还可能有人在这里定居，从此保留下这个氏族的始祖图腾。此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据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像分析，鱼凫国是把蜀的开国君长蚕丛当做始祖神来崇祀的。瓦屋山作为蚕丛氏的发迹之地和墓地，不仅在蚕丛时代，而且在鱼凫时代，也是举行祭祀活动的主要祭坛。在无比盛大的祭祀活动中，打出鱼凫自己的图腾旗帜，是很自然的事。
其实瓦屋山保留着鱼凫图腾，是不足为奇的。据考察，在蜀地其他地方虽不似瓦屋山区的民宅那样把鱼雕悬在屋檐下，却以其他形式保留了同样的习俗。如安岳县现存的古代墓碑上，也有刻着鱼形图案的。这种鱼图腾，还曾由古蜀遗民带到海外，如在韩国第一代王妃的墓碑上也同样有鱼形图案。如果说这些不同地域的鱼雕是同源的活，那么，这个源就是取代柏灌主蜀尔后又被杜宇取代了的鱼凫氏族。
    鱼雕悬挂在房屋的山檐下，也是有其原由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蜀民族“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李贤注云：“土夷人呼为雕也。”也就是说，当地人把这种“石室”叫做“雕”。鱼凫氏善制弓弩，会狩猎，由栖息水边逐渐进入山区，也曾有过“崖栖”的生活经历，所以把石室称做雕。在进入木屋居住之后，仍把屋当做“雕”来看待，这又跟始祖图腾结合起来，即形成了今天我们仍能看到的“鱼雕”。
    值得注意的是，鱼雕的存在，还同巴蜀鬼道有着密切的联系。专家们认为，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土的大量青铜面具和其他祭祀品，表明鱼凫族所信奉的原始宗教是巴人的鬼教。瓦屋山区自古以来盛行鬼教巫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鱼雕，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图腾鱼雕，而是作为先是原始五斗米道后为天师正一道的一种标识而保留下来的。
五、开明氏的最初大本营
    瓦屋山下有一个炳灵镇，古有炳灵祠，供奉炳灵王，亦称“炳灵大帝”。东方朔《神异经》说，炳灵为盘古苗裔东岳帝之子。东岳帝共有五子，号称“五龙”。《华阳国志•蜀志》说：“人皇之后，五龙氏兴焉。降居开明之国。”瓦屋山有五龙洞，洪雅有五龙祠，皆源于此。炳灵位居第三，古人以三为大，故为“至圣炳灵王”。东岳帝有“光明景耀”之称，所以炳灵又称为“景灵”，为赤帝，又为火神。在蜀“为‘蜀王’，是立国于成都的开明王一世鳖灵”。
    在巴蜀史上，继鱼凫氏沿江而上主蜀之后，又有鳖灵溯江而上进入蜀之腹地。鳖灵入蜀，还有一段离奇的传说。《水注经》卷32引《本蜀论》说：“荆人鳖灵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旁自以为相。时巫山峡（壅）而水流，帝使灵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望旁自以为德不若，遂以国禅，号曰开明。”荆人即楚之先民，鳖灵因犯下灭族之罪，故称之为“尸”。“尸随水上”，是说获死罪之人举族循江水而上，到达蜀地受到重用，此乃死而复生也。
    鳖灵氏入蜀，并不是一开始就至汶山下见望帝，而是由南逐步向北发展。首先，鳖灵氏初入蜀在今乐山带治理洪水。《水注经》“南安县”云：“县治青衣水会，襟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南安县”为秦置，治所即今之乐山市中区，青衣江与大渡河二水交会处乌尤山下岷江边，有离堆，相传为鳖灵所凿。其次，鳖灵氏以今乐山为根据地，兵分两路：一路沿青衣江而上，另一路沿岷江而上，对成都平原形成夹击之势。沿青衣江而上者，先在瓦屋山附近的竹箐关治水，继而移师北上，在今芦山筑城。王象之《舆地记胜》说：“开明王城在芦山县西北七里，上有王庙。《旧经》云：‘开明王所筑。’”这里所说的开明王，是后人所称，筑城时间当在主蜀号开明之前。鳖灵于西州继续主持治水。沿岷江而上者，先后在今彭山、新津一带治水，屡屡取得成功。鳖灵氏治水之师的“大本营”随其沿水事业的发展，逐渐由南向北转移，先在南安，后迁武阳，再迁广都（即今双流县境）。《太平卸览》引《蜀王本纪》说：“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鳖灵“治水兴蜀”，颇得蜀民拥戴。其势力不断强大，构成了对望帝政权的严重威胁。而杜宇苦于面对洪水之灾无计可施，不得不实行引狼入室之计，任鳖灵为相，授以调动蜀民之权，以借用鳖灵之力，开凿金堂峡以排除成都平原之水患。至于“帝令鳖灵凿巫山通水”之说，研究者多有不信。殊不知，鳖灵治水成功，蜀民尽在其掌握之中。杜宇无奈，只好将王位拱手“禅”给了鳖灵。
由于治水取得成功，开明王朝建立后，开始寻找永久治所，进行都市建设。据《华阳国志》载：“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为选定永久都城，开明帝夜不能寐，连做梦也想着此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城市格局的形成，使疆域方大的蜀国有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而创造了辉煌的城市文化。
    鳖灵虽为荆人，实为巴人，与鱼凫同根。开明立国，在文化基因上，直接继承了鱼凫国的文化传统，在一系列文化政策上，表现了蚕丛文化与鱼凫文化的紧密结合。首先，帝号“丛帝”，针对杜宇氏的入侵毁灭古蜀文化这一事实，并且利用了蜀民崇拜蚕丛的心理，意在代替蚕丛取得古蜀的独立地位。在行动上，大力发展蚕桑事业，和周邻国家广为交易，扩大影响，蜀之养蚕技术和丝织品的知名度徒然大增。其二，国号“开明”，源出《山海经•海内》，言昆化之虚的帝都有九门，由“开明兽守之”，“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表明本氏族为黄帝子孙，与蜀族同根。其三，立宗庙，定宗法，全面系统地整理和发展祭祀文化。这三项政策，是原始宗教从自发到自觉的重大转折，是古蜀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的关键。张陵创道所获“神虎秘文”，即开明时代所创巫文。
    开明鳖灵作为蜀国之王，创建了宏伟基业，因此被尊为炳灵神，世代崇祀。炳灵神在中国神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曾受到封建帝王的敕封。《搜神记》云：“炳灵公，东岳三郎也。宋祥符间改封。世传为火神，道书以五月十二为炳灵公诞。”在道教神系整编中，他的地位是“灵官”，称赤帝；在民俗神中为火神，称为五雷灵官。相传鳖灵在青衣江流域治水时，曾经到青衣江上游察看水源，到过瓦屋山，所以有炳灵祠。
六、宝墩文化与天然祭坛
    原始宗教是古代巴蜀文化的主体，人工夯筑土墩或土台作为祭祀之用，是古蜀祭祀文化的一大特点。考古工作者在川西平原接连发扬了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崇州紫竹古城以及郫县古城、双河古城，经过对其遗址遗存的科学检测，初步断定它们为距今4300~4500年左右的文化遗存。由于新津宝墩古城具有一定代表性，按照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惯例，专家们把这一系列具有独特内涵的古蜀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虽为一地名，但却具有一定代表性，实际上是人们给土墩取的一个雅号。
    专家们将宝墩文化同周邻地区文化进行比较，发现宝墩文化是一个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方性文化，与同一时期周邻地区其他考古学文化有非常明显的区别。首先同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别很大；其次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魏家梁子文化有别；第三，同川东及川东北丘陵地区的考古文化也不相同。专家们在将宝墩文化同三星堆文化进行比较时，惊奇地发现：在三星堆月亮湾内城墙下面新发掘出的石器、陶片等，与宝墩文化同时期遗物相同，因而证明三星堆文化前身乃4000~4500年的宝墩文化。三星堆的“堆”，也是一种土墩，是对应天乙三星夯筑的土台。这种土堆或土台，是一种建筑形式，“祭祀”则是它们的社会功能。《说文解字》称“坛，祭坛场也”，“场，祭神场也”，对这种独特的建筑物作了明确的解释。宝墩文化虽以古城为标志，但其内涵却是原始宗教的祭祀文化（有专家认为古城墙本身也有祭祀功能）。如果以宝墩文化作为祭祀文化的代表，那么，成都的武担山和羊子山土墩祭坛则是宝墩文化的延伸。
    五担山在今成都北较场内。据《蜀王本纪》载：“武都人有善知蜀王者，将其妻女适蜀。居蜀之后，不习水土，欲归。蜀王心爱其女，留之，乃作东平之歌以乐之。”蜀王的这个爱妃不堪后宫的寂寞，最终还是与世长辞了。“蜀王哀念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境。”武担山为蜀开明王朝墓地，蜀王爱妃葬在这里是很有可能的。武担山在明代还保留着蜀王庙和祭祀石坊，今虽日深年久，当年土台仍依稀可见，其土质与成都土质显著不同，足见确系从它处运土建成，是为祭祀之所。
羊子山土墩在成都驷马桥以北，今已不存。所幸西南博物馆于1953年进行过测绘，当时高度尚有10米左右，直径大约为160米，出土的陶片等物与三星堆、十二桥基本相同，由此可判断其建筑年代应在西周以前。当年测绘工作者在“清理报告”中说，羊子山土墩的社会功能“当是观望，或者集会、祀典之所”。用于观望或集会只是一种可能，在那“国之大者，祀也”的时代，用于祀典应该是肯定的。
    人工筑坛作为祭祀之所，这是生产力水平有了较高发展之后才出现的。那么，在这种人工土台建筑被发明之前，古人行祭祀之礼，又是在什么样的场所进行的呢？那就是在自然界寻找天然祭坛。道理很简单，人的行为是受人的意识支配的，人工夯筑土墩，必然是先有土墩这种概念意识，然后才有可能按照这种土墩的概念进行夯筑。而这种土墩的概念，不是古人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古人根据对自然界的长期观察，按照自然界的土墩样式仿造的结果。自然界的土墩不计其数，但是，古蜀所见最早和最大的土墩莫过于瓦屋山。当古先民在这个庞大无比的土墩上栖息的时候，海拔高度低于瓦屋山的大大小小的土墩，还沉睡在汪洋大海之中。如果“宝墩”作为土墩的一个雅号可以成立，那么，瓦屋山这个庞大的天然土墩，堪称天下第一“宝墩”，是古代巴蜀最理想的天然祭坛。
    史前蜀山氏为蜀地土著民族，“崖栖”于瓦屋山一带之“凹腔”之岩，通过对所居之处的长期观察，并在其上举行祭祀，从而产生了以天然台地为坛的意识。以致迁徙到平原之地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出现了仿自然界的台地，实行人工筑台，以代天然祭坛。由此说来，古蜀文化的走向，不是从西北向南发展，而是从南向北发展。
    古蜀文化的发展趋向，是巴蜀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代羌史研究者把羌族历史和古蜀传说联系起来，认为氐羌民族从西北康藏高原沿岷江河谷南迁，逐渐发展成为强大的蜀国。巴蜀史研究者，大都也持这种观点。然而已故的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先生的观点却有不同凡响之处。蒙氏运用《山海经》、《禹贡》等文献资料，对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流域的山和水详加考订，认为蜀之先民从岷山下居低湿地区，“可能先在青衣、临邛一道的河谷里。”《山海经》、《禹贡》等文献对临邛、青衣、严道之地的山水“详为序列”，表明这一地区远古十分重要，因而他明确指出“这一地区可能是蜀文化的发祥之地”，并说“蜀文化的开始是在这一地区，而成都平原反是第二步的发展。”蒙氏这一重要观点之所以没有得到研究者们的认同，其根本原因在于忽略了瓦屋山三星洞的存在，未能完成对蜀山的定位考察，缺乏有力的逻辑支撑。随着三星堆史前古城和成都平原其他古城遗址的发掘，蒙氏高论的正确性日益凸显。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蒙氏所说的临邛、青衣和严道地区，正好成一三角形地带，而瓦屋山则是这一带的中心所在。古蜀文化从这里向川西大平原发展，形成了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宝墩文化，继而在三星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古蜀文明的形成。
由于高山文明渐次向平原文明演进，古蜀文化的重心向北转移。但是，在区形成的早期文化积淀并未完全消失，当平原文化遭到外力重创之时，它又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上产生五斗米道，瓦屋山三星洞的传说和民俗、三星堆的文化遗存、道教的经教科仪，就像是三种不同版本的书，讲的却都是关于古代巴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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