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汉中后期道教创立之际，社会，战火连绵，灾害频仍，疫病流行。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民缺医少药，横死者载道。道教乃从其教义和信仰出发，利用符、咒以及跪拜首过等法，企图解救民众的危难，并以此为传教的手段，扩大影响。符、咒治病源于古代巫、医不分，流行于民间已有一定的基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现象。
    从现代医学心理的角度来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起缓解患者潜在的心理困扰，满足其某种心理需要，达到暂时宁其心志的作用，但无实际上的医疗意义。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道士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对人的生理现象和各种疾病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有关医论部分指出：“人生百二十上寿，八十中寿，六十下寿，过此皆夭折。此盖神游于外，病攻其内也。”①阐明了人生死的必然性和对寿限的认识。又云：“天道三合而成，故子三年而行。三三为九，而知道究竟。……天数五，地数五，人数五，三五十五，而内脏气动。四五二十，与四时气合而欲施，四时者主生，故欲施生。五五二十五，而五行气足而任施，五六三十而强。故天使常念施，以通天地之统，以传类，会三十年而免。老当衰，小止闭房内……。”②即认为人三岁会走路，九岁明事理，十五岁生理发育完善，二十岁具有生育能力，至三十岁而极盛，此后渐次转衰，应当节欲保精以养生。这样的年龄划分虽不免牵强，但与一般生理现象也大体相似。该经还继承《黄帝内经》“天人一体”和“脏腑学说”等方面的理论，认为人体疾病的形成，与外界因素（自然界和社会条件）、内在因素（脏腑机能、精神状态等）是密切相关的。东晋著名道教学者葛洪在他的医著中对致病的内因、外因及其互相作用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南朝齐梁间杰出道士陶弘景则将先秦道家关于
精气一元论的思想用以阐发人的生理和病理，并提出了按病分类的主张。他认为：病虽千种，不外三条，一则腑脏经络因邪生疾，二则四肢九窍内外交媾，三则假为他物横来伤害。总之，从葛、陶有关医著涉及致病因素的分析，大体可分为自然、生物、物理、化学和精神等方面，而致病后又多涉及人体的呼吸、消化、神经、循环等系统的病变，以及诸如皮肤科、五官科、妇儿科等等。唐代著名道士孙思邈更在全面分析致病的主客观因素后，又提出“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③的积极医学思想。
    在病因的认识上，陶弘景早就指出“尸瘵“（肺结核病）具有传染性。北宋成书的道书《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断除尸瘵品》进一步总结了实践经验，肯定该病有“屋传”、“衣传”、“食传”三条传染途径：“屋传”是病室幽暗郁结，邪气不散，患毒常存；“衣传”是人与患者同卧，或患者已死，吝惜之家将其衣、帷、卧具、器皿留为己用；“食传”乃误食病人饮食，汤菜余残之物。强调只有“斩断死根，庶可复还生气”。据了解，18世纪时，欧洲才由法律规定，以烧毁病人用具的方法，作为对该病的消毒措施；直到19世纪中，始由法国人确定其具有传染性。可见中国道士对肺结核病的认识所
得的结论，比欧洲学者要早六七百年。
    此外，早期道教有些道书中还有关于“三尸”（或称三虫）、“九虫”的记载。三尸称上尸、中尸和下尸，分别寄生在人的头、腹、足部，九虫即蛔肠、白虫、肺虫、胃肠、膈虫、赤虫、蜣虫等，认为这些“尸”、“虫”为万病之源。由于当时道士尚不了解菌类、菌源体的具体情况，除了作一些宗教性的解释外，还根据实践经验，列举了若干医治因“尸”、“虫”致病的方剂或单味药。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二

    道教医药学家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探索与研究人体生理结构和致病原因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在医药学方面卓有成就，并形成了有别于“儒医”和历史上官办医疗机构的“道医”形象和特点。
    东晋葛洪是“道医”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认为：“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④又说：“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⑤继起的齐梁道士陶弘景，博学多才，承先启后，在道教医药学发展史上起了纽带作用。唐代道士孙思邈，一生不慕荣利，始终隐居学道，以行医为事。他们都在医药学上为后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影响至深。
    道教医学家重视实践经验和医学理论，为后世留下了可贵的医药学文献。葛洪不仅熟读仲景、元化等人医著近千卷，还深入实际，广泛收集民间医疗成果，辑集《玉函方》百卷。
    但又感内容繁杂、卷数过多，难以尽写，遂再搜集、钻研历代诸家备急方书，采其要约，编撰《肘后备急方》三卷，计八十六篇（现存六十八篇）为道教医药学在急症临床方面的先河。
    陶弘景曾撰《效验方》五卷（已佚）。他一方面赞赏《肘后备急方》对病家深为有益，一方面又感到葛洪旧方“至今已二百许年”，“阙漏未尽”，于是“采集补阙凡一百一首，三卷，以朱书甄别于葛文之后”⑥，是为《补阙肘后百一方》。该书无论在医学理论上或实践经验的总结上，均较前书有所提高，成为上承东晋，下启隋唐道教医药学发展的纽带。
    孙思邈现存医学专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
    他在论及前者书名时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⑦《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特别是东汉以来的许多医论、医方、用药、针灸兼及服饵、食治、导引、按摩等养生内容，共二百三十二门，合方论五千三百首。《千金翼方》取“羽翼交飞”之意，对前书作了全面的补充，并新增“辟谷”、“飞练”、禁经等专卷，但实用价值稍次于前书。以上两书在传统医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北宋治平三年（1066）曾刻印发行，还多次传入日本、朝鲜，对亚洲医学界也深有影响。
    唐末五代以后，道教内丹渐次兴起，道教医药学虽不如前此时期名家辈出，但在民间，继承先代“济世救人”优良传统者，也代不乏人，且有不少著名医著验方问世。
    从道教学者的医著和实践来看，他们继承《黄帝内经》关于“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地真》中指出：“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⑧孙思邈更将预防思想贯彻在整个医疗活动过程中。称“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⑨他告诫世人，平素居家“凡有少苦，似不如平常，即须早道，若隐忍不治，冀望自善，须臾之间以成固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ab他还特别向老人指出：“自觉十日已上康健，即须灸三数穴，以泄风气，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康健为常然，常须安不忘危，预防诸病也。”ac道教医学家在强调预防的同时，十分重视摄生养性。葛洪曰：“善摄生者，卧起有四时之早晚，兴居有至和之常制；
    调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闲邪，有吞吐之术，流行荣卫，有补泻之法；节宣劳逸，有兴夺之要。忍怒以全阴气，抑喜以养阳气。”ad孙思邈认为：“人之寿夭在于樽节，若消息得所，则长生不死，恣其情欲，则命同朝露。”ae他又本着“易则易和，简则易从”af的原则，将静功与运动，起居与卫生，名利与无为，房中与节欲相结合，就人们的日常生活、饮食、劳逸、情志等方面作了诸多精辟的论述。同时他还细致地观察了人的衰老过程以及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征，进一步将养性学说与老年疾病的防治结合起来。一方面强调老年人应注意活动，以舒导关节，畅通气血，一方面又告诫进行这种活动时，应与自身生理状况相适应：“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ag道教医药学家与一般医家不同还在于他们博医通药。这既避免了“医不识药”、“药不通医”的弊病，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了本草学的发展。
    在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即有关于药物和方剂的记载。可见当时已广泛应用植物、动物两类药物，且十分重视单味药或配伍使用的疗效高低。配伍后和合而立愈者，“名为立愈方；一日而愈者，名为一日愈方；二日而治愈者，名为二日方；三日而治愈者，名为三日方”。ah东晋葛洪除在《肘后备急方》中总结了当时一些特效药的应用外，特别强调要重视若干同名异物的药草，以免误用或中毒。认为“唯精博者能分别之，不可不详也”。ai齐梁道士陶弘景在本草学上的贡献更为突出。他将汉魏以来名医在《神农本草经》中的增益部分，整理为《名医别录》，这是继《神农本草经》后又一部本草
学重要文献。更为重要的是，他针对《神农本草经》“三品混糅……草石不分，虫兽无辨”aj的情况，以《神农本草经》三品的三百六十五种药物为主，加上《名医别录》副品三百六十五种，辑成《本草集注》七卷。
    当《本草经》失传后，《集注》就成为保存古代《本草经》的重要传世文献，而为明、清学者重辑《神农本草经》创造了条件。
    唐代孙思邈的本草学造诣更深。他在《千金要方》中明确指出：“方药本草，不可不学。”ak他以“古之善为医者，皆自采药”自勉，一生坚持自种、自采、自己炮制的原则，从而获得十分可贵的实践经验：药物采集过早，则药势未成，采集过晚则药性已过，故十分重视适时采药。《千金翼方》为首三卷，专论本草，涉及九百多种药物的入药部分、采集时节、同物异名以及阴干、曝干诸方面。他还从考察药性出发，根据《神农本草经》中药物的七情和合原则，总结了近二百种常用药物的相使相畏、相须相恶、相反相杀的药性关系，供后世处方参考。他的用药范围，比《神农本草经》多一百四十余种，与唐代颁布的国家药典《唐本草》正经（二十卷）相比，还多二十多种。故为后世尊为“药王”。
    此外，历代道教医药家还注意金石药的应用。无论是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还是陶弘景的《肘后百一方》、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都有不少的记载。
    重视医德是道教医学的优良传统。《太平经》曾强调治病用药为“救死命之术，不可易，事不可不详审也”，必须“慎之慎之”。lb葛洪身体力行，认为“人能救之者，必不为之吝劳辱而惮卑辞也。必获生生之功也”。lc他精心选用民间验方、秘方和偏方，以求“必可以救人于死者”。在他所处的时代，巫风盛行。他一再批判那些妄说祸祟、专以祭祷问卜为业的巫、祝小人，讥刺一些不修疗病之术的平庸道士。陶弘景也广泛收集民间良方，并将其分为“累世传良”、“博闻有验”和“自用得力”三大类，分别陈述其来历、用法和疗效。这既体现了他在医疗活动中的高度责任心，也是他的崇高医德
的表现。
    孙思邈是重视医德的一代典范。他在《千金要方》中一开始就以“大医习业”、“大医精诚”为题，系统论述了医家必须具有的医德规范。告诫为医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道医道已了”。ld他强调医家必须“志在救济”，对病人要有高度责任心：“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光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le对前来求医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lf临床诊断时，强调精神专一，周密思考，不得轻率从事。此外，他还提出若干医家必须注意的事项，诸如不得多语调笑，道说是非；不得议论人物，訾毁他人；不得恃己所长，掠人财物；不得见人富贵，处以贵药，等等。他的医德为道教医学的精华，至今为人所景仰。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