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这个居民群体，为何普遍保持一种“嗜好语言”的风俗习惯呢？“川语”拿出去交流，能否上得了台面？

●     “川语”的生存环境

要揭开四川人天生“嗜好语言”之谜，要对“川语”的地位和发展前景作出评价，不能不从四川语言的生存环境说起。

据研究，近代以来，国外有人把正统精神分析学派关于人格结构与意识的关系进行归纳，断定人在一岁时，正处于口欲期，口欲分为两种：“掺合性口欲”和“攻击性口欲”。“掺合性口欲”为日后的同化、占有、信仰型性格的基础；“攻击性口欲”，则为日后嘲笑讥讽，好辩论型性格的基础。不知道四川人自古以来这么嗜好语言，好持短长的性格特征，是否与他们先民在口欲发育期具有某种“攻击性口欲”的遗传基因有关。

先天说不清楚，自然人文生存环境对四川人性格的后天影响，则是衙门口的狮子——明摆着的。

人类在初民时代，由于抽象思维不强，缺乏今人的概括能力，以致在说话时，往往只能通过对客体外观的感知程度来描绘事物。大体说来，旷野中生活惯了的人，因为周围事物清晰可见，致使人们在描绘其外部特征时，往往多使用形容词，多借用比喻来表达。古代文献上常言四裔部落居民“语言多比喻”，就是这个道理。《汉书》就记载，蜀郡青衣道（今名山县）的居民，“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证明四川自来就是以善用比喻语言而著称的。

经常在丛林中生活的人，由于观察事物不如旷野中那么丰富清晰，很多事物的判断要凭耳朵所听到的声音来弥补。所以，这里的居民多使用形声词。如在岷山、大巴山、邛崃山脉林区土著常用语中，“我听见”一词的使用频率，远比“我看见”为高。今天四川人在与人谈话时，经常不断发出“啊呀！”或“呀！呀！”之类惊叹语言，这正是受丛林初民谈话遗风影响的结果。须知，在丛林部落间彼此对话，不经常以这类惊叹语回应，对方会以为你没听见，或是睡着了，而那是很不礼貌的事。

四川人说话爱发惊叹语的现象，早在宋代即引起陆游的注意。他在《老学庵笔记》中，就曾经嘲笑当时的蜀人，凡遇到值得赞美的事物，总爱说：“呜呼！”凡遇鄙陋的人，则说：“噫嘻！”流沙河考证说，古时的“呜呼！”就是今天四川人常说的“哦哟！”如说“哦哟，好啊！”古时的“噫嘻！”就是今天四川人常说的“哦嚯！”如说“哦嚯，死了！”

长期生活在山谷丛林中的巴蜀人，与邻近的荆楚之民一样，很早以前就以先祖为“鬼”为“巫”，想象力十分丰富。故当他们面对高不可攀的山崖，深不见底的幽谷，阴森恐怖的密林，遮天蔽日的迷雾感到困惑之时，总会产生种种奇特的幻想、无穷无尽的揣测。因此，他们的神经十分敏感，思维多有灵性，故能在语言文学上，神思诡谲而文采斑斓，创造出无数诡异奇幻而又绮丽动人的文学艺术作品。从汉赋作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李尤，以陈子昂、李白、花间派词人，再到苏轼、杨升庵、李调元，以辞赋和诗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四川文学殿堂，无不是用华丽的辞藻语言构建而成的。

如果说多样化的生存环境，对丰富四川人的语言天赋、灵感、创造能力，以及表达方式、习惯产生的影响，足以润滑四川人的舌头，培育他们的语言嗜好的话；那么，生活容易，节奏舒缓，也使他们具有较多的时间空间来操练嘴上功夫，显示说话的能力。因此，对于生性豁达的四川人来说，说话已不仅是说出来供外人听，而且，也是为了供自己说着玩。正如《成都人》一书所描绘的那样：成都人“把话语在舌头上颠来颠去地品味、欣赏、展示。犹如绿茵场上的好手，把一颗皮球在脚尖头顶颠来颠去颠出万千花样来一般。他们爱热闹爱交流，爱说话爱逗乐。哪怕是骂人吧，其实更主要的也是为了取笑逗乐，外带展示自己的口才风采。

●     一道尚待加工的“川菜”

四川人嗜好语言，语言生动形象，很有特点，但它却像一道还未加工烹调的“川菜”一样，如不经过精心的加工制作，一时还上不得文学艺术的台面。要拿得出在全国的乃至世界上风味独播、盛誉独享的“川菜”，造就出在全国叫得响的有影响的“川派”大腕明星来，还得正视和突破四川人文生态环境对语言功力的深度和广度的限制。

偏处西南一隅的四川，除了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外，在人文因素方面，也有两个因素对四川语言造成了影响：

一是历代政治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自古以来，四川远离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缺乏与全国范围的沟通与交流，在总体上限制四川人的视野范围和思维的深度，即使历史上有过几度偏安王朝立足四川，曾经把四川文化提升到“国家”规模的水平，但地也只是“小朝廷”的经营和过眼即逝的烟云，因此，这些都不能不限制语言表达功力的发挥。

二是清初移民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今天四川人中流行的名为“摆龙门阵”（相当于聊天、侃大山）、“摆闲条”、“冲壳子”（吹牛）、“涮坛子”（开玩笑）之类的谈话方式，就是清初“湖广填四川”那个飘泊不定的移民时代的产物。来自各地的创业者，往往通过当时唯一可行的简单的表达形式——语言，用包含各种调笑的谈话，来缓解面临的困难，协调彼此的紧张关系，并抒发自己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在这种社会背景和谈话方式中发育起来的语言，必然跳不出平民化、市井化和粗俗化的轨迹。

正因如此，四川人的语言表达，虽然不乏生动活泼富有创造性，但同时又存在着涉及层面不宽，内涵欠深，气度不大，话题大多跳不出世俗琐碎的圈子，难与时代精神相碰撞等不足。如果拿它们到外部世界一比较、交流，难免不在思想内容、文化品们和审美价值等方面，流露出粗俗浅陋的缺陷。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起字正腔圆、干脆利落的北方话，四川人说话欠力度；比起婉转细语、舒心爽骨的江南话，四川人说话少深度；比起拖声拉调、华洋混讲的广东话，四川人说话缺广度。既然在力度深度广度三方面不足与人抗衡，四川人说话则只好在台面下，弯过去绕过来，打点比譬，展点言子，耍点嘴皮子，说点俏皮话，显点小聪明，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成都人》一书对四川人在语言上表达上不得台面的现象，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要说成都人能说是能说，就是上不得台面，真要遇上正经八百的场面就惨了。就是那些伶牙俐齿的妹仔，只要是放个话筒到她嘴边，舌头就抖不转了：‘这个吗，等于是……啷个说喃，等于是这样子的……嘎……唔，对的，就是等于是……’态度比平时和气十倍，脸笑得稀烂，眼睛成了豌豆角，但就是说了半天，还是‘等于’不出个名堂，叫人不知所云。

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我们也同样目睹过这样的场景：一位日本教授在会上发言，有两个中文翻译轮流口译。一个来自北京，一个来自成都。但见北京翻译口译起来，气贯长虹，生动流畅，令人佩服；而轮到成都翻译上阵，译得来节节巴巴，水平高低尚且不说，就是那满口的“等于是“、“就是说”，直听得与会者心烦，更让四川本地人汗颜。

针对四川人经常说一些类似于“等于是”这类让外人不懂，“上不得台面”的方言，有人戏作诗曰：“近年流行‘等于是’，同时爱说‘晓不得’。更有费解‘不存在’，听来让人如猜谜。”“流行方言好尴尬，心中意思难表达，劝君从此将它弃，努力学好普通话。”

在成都颇有影响的艺人李伯清，以“散打评书”引起轰动，他的一些讽刺挖苦小市民虚情假意的表演段子，如《假打》、《世态百象》等，家喻户晓，录音录像带流行于四川城乡的大街小巷，深受许多喜欢市井文学的人的好评。但是，当把他请进中央电视台一亮相，他可就“惨”了：那川味椒盐普通话，说得来费劲蹩脚，让外省人听起来不是滋味，四川人听得来也是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平时舞台上那口似悬河的谈吐，潇洒自如的风姿，川人特有的机智风趣，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与同一栏目中北方评书艺人袁阔成、刘兰芳的表演艺术相比较，差距是那样的明显，难怪后来他的“散打评书”在中央电视台草草收场，失去踪影，最后只落得退居四川，在盆地内“孤芳自赏”。

●     走向中国要说“普通话”

当然，这绝不是说以语言类为主的文学艺术领域，四川人不能登大雅之堂，只配在台面下活动。应该承认，要把“四川话”这一特别的“原料”加工成一道上得了台面，能让全国观众都能接受的艺术表现形式，是需要花费比直接北方话更多的功夫，但绝非没有成功的先例。从电影《抓壮丁》和电视《死水微澜》（川语版），到《哈儿师长》、《山城棒棒军》等，都以其独具魅力的川腔川味征服了广大观众，成为脍炙人口的之作。由这些作品所显示的四川语言的魅力和意趣，是其他地方语言难以匹敌的，表明经过加工制作后的四川语言，是同样上得台面，可以而且必然能够从巴蜀走向全国的。

在最近举办的历时半年的“川航杯”巴蜀笑星擂台赛上，众多笑星竞相登场献艺，再一次展示了四川人的语言功夫。他们通过一个个精彩的节目，把四川人对于笑与喜的领悟与表现，展示得淋漓尽致，受到了巴蜀乃至全国部分电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在擂台赛的颁奖晚会上，北方知名笑星应邀到场，与代表南方的巴蜀笑星同台竞技，联袂举办了一台南北笑星的搞笑演出，更把这一次擂台赛推向高潮。从这次活动取得的巨大成功中，再一次显示了有着“嗜好语言”传统的四川人和重庆人，最懂得欣赏喜和笑的语言表演艺术。人们从近距离的观察比较中，感受到南北语言艺术上的不同风格特点，同时也发现四川笑星在语言艺术上的差距和不足。相信这种交流与沟通，有助于四川笑星群体尽快登上台面，走向全国。

从文化学的意义上讲，“川语”公是地域文化的产物，四川人要实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远大目标，必须讲“普通话”，即必须走出盆地，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相沟通。这不仅因为，四川方言的地域特点，决定其表达不够规范，“上不得台面”，许多字词连字典上都查不到，不能不妨碍与外界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作为地域文化产物的“川语“，是深深地植根于四川盆地和巴蜀地方文化之中的，如果不挖掘出一条沟通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井”，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有人说：“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这话也对也不对。如果不用“世界的”眼光来衡量“民族的”，“民族的”永远不能世界化，只能是与世界潮流不相融的偏狭的东西。有们年轻学者说得好：“乡土爱缺乏大视野，就会患文化自闭症，就会成为一枝顾影自怜的老水仙！”只有用“世界的”眼光来衡量“民族的”，审视其是否独特地提出对本民族以外的人类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民族的”才可能成其为“世界性”。

同理，要使四川的语言这一特殊的“原料”，能够生产出上得台面的，成为通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学艺术作品，造就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腕级的“文艺川军”群体，有一个自身突破地域文化限制，从文化素养上吸取世界文化精华，具备“世界的”视野视界的问题。这方面，四川现代作家、前辈文艺大师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范本。

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涌现出一个令四川人自豪的“文豪群体现象”，以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阳翰笙、何其芳、马识途等为代表的一批四川籍作家，以他们出类拔萃的丰硕成果，留下了厚重的笔触，书写了光辉的一面。他们经常自诩为“我是四川人”，他们从巴蜀文化（包括四川语言）这座丰富的矿藏中吸取营养，创作出了傲立于全国乃至世界文学之林的作品。与其把他们的创作视为四川特定的区域文化影响下的产品，不如说是四川的区域文化与外省文化相碰撞的产品。站在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层面上看，这些四川作家的创作，又是东西方文化冲撞与交融的产物。

我们之的以能够从整体上冲出盆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不仅值得文学艺术界人士，而且包括各行各业在内的所有的四川人学习和反思。青年学者李明泉《剪不断的文化脐带》一文从文化思维的角度作的考察，给我们以启示。他指出：“从人生经历来看，郭沫若、巴金、李劼人等人都处在新旧时代的断裂带，青年时期出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系统地受过异域文化的熏陶。他们都从事过翻译工作。这样，使得他们一旦重归帮里，就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汇中，在异域文化的参照系里，比常人要多一只眼，多一份心，也多一种情地看待、热爱和表现中华民族及四川生活的现实与历史，其透视着力点、视界视域就更为精深和博大。”

由此看来，只有把巴蜀文化与异质文化自觉熔铸的人，才可能获得比常人“多一只眼”、“多一份心”、“多一种情”地审视和表现生活周围的历史与现实，才可能开掘一口既属自己而又与全民族、全世界的大河相畅通的“文化井”，从而缩短“川语”与“普通话”的差距，实现从“民族的”走向“世界的”的飞跃。

立志冲出盆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四川人，让我们以前辈大师为榜样，继承他们的文化传统，展开双臂，接受八面来风，勇敢地在同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中，超越自我，实现自己的理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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