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陵(俗称“王建墓”)的规模相当宏伟, 除地宫之外,还有大规模的地面陵庙建筑。当时蜀中著名的人物画家赵德齐与檀画佛像的高道兴曾奉命在永陵陵庙中绘壁画100余堵,仅此一斑即可让人想见当年永陵的恢宏气势。庞大的陵庙建筑与现存的气势雄伟的永陵地宫,构成了昔日宏工巨制的永陵全貌。

永陵陵区内还设置有寺院,这是承继汉制而来。此前的北魏永固陵建有佛堂;此后的宋宣祖永安陵建有永安禅院、宋真宗永定陵建有永定禅院等,都是陵寝建筑的一部分,供长年驻守陵园的僧侣、官吏居住,除日常供奉和祭祀外、还接待后世皇帝的“祭陵”。史载王衍曾两次前往永陵拜扫,永陵陵庙正是“王氏追崇洒扫"之所。

　宏伟壮观的永陵地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公元1014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它就被拆毁了很大一部分,其建筑材料被用于当时成都一所著 名的道观一一玉局化的重修。

　 北宋诸帝中,真宗、徽宗二帝最崇道。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年-1016年),真宗在全国遍置道观,曾有官吏因不遗余力地修造道观而得到升迁,于是修造道观就成为当时官吏升迁晋级的捷径。

　　玉局化是唐五代时期成都最著名的道观,王建时期曾因扩展子城新建南门而遭迁毁,王衍即位后又重建。近百年的风霜雨雪使玉局化颓毁破败,而历史刚好进入了宋真宗时代,全国各地兴 修道观之风愈刮愈炽,于是益州知府凌策奏请朝廷,请求拆除永陵陵庙建筑,用其材料来重修玉局化。因建筑材料取源于永陵的地面建筑,所以 宋人在记载这一土木工程浩大的修建时,有“未变槐檀,不妨农时,不劳民用”之语。重修后的玉局化楼观巍峨高大,十分壮观,这印证了永陵原地面建筑的宏伟与庞大。

　　永陵陵庙建筑因重修玉局化被拆毁后,还保 留下一部分,即附属于原陵庙的佛寺,宋人称之为“永宁佛宫”,宋徽宗时,赐名“永庆”。更名后的永庆院又经历了近50年的风风雨雨,到南宋初年,已逐渐毁圮。这时,有个名叫道宁的和尚于公元1145年春集资并主持了永庆院的修葺,工程于次年夏竣工。这次历时二年有余的修葺,使永庆院“废址颓垣,忽耸凌云之栋;金绳宝界,坐侵星月之光”,从而成为“西郊净坊之胜”。

　　世事沧桑,殊难预料。当著名诗人陆游入蜀时,修茸后的永庆院已被大火所焚,只留下了一片焦土。陆游在公元1077年所作的《后陵》诗序中写道:“后陵永庆院在大西门外不及一里,盖王建墓也,有二石幢,犹当时物。又有太后墓,琢石为人马甚伟。"诗云:
　　　　陵阙凄凉俯旧邦,
　　　　恨流衮衮似长江。
　　　　穿残已叹金凫尽,
　　　　缺落空余石马双。
　　　　攫饭饥乌占寺鼓,
　　　　避人飞鼠上经幢。
　　　　阿和乳臭崇韬耄,
　　　　堪笑昏童束手降。
从诗中可以看到,永陵的陵墓已是“穿残"“缺 落",永陵的陵庙存留部分(即宋之永庆院)也是“饥乌’,“飞鼠"的出没场所,永陵已经倾隳荒芜了。诗中所说的太后墓即王建妻子周氏之墓。王建即位后,立周氏为皇后,王建死后,周皇后哀毁骨立,数月而亡。史称周氏“合葬永陵",此处所说的“合葬"是“同茔不同陵",即在同一陵园范围内,帝、后各起一坟丘。1990年夏,在永陵西南数百米的地方发掘清理了一座前蜀墓葬,其墓室建筑风格和墓内残存石刻的雕造式样与永陵极为相似,石刻圆雕墓主为女性,同时出士有玉质哀册残简,上书“柔姿"等字样。综合各种情况看,这很可能就是周后的陵墓。而早在1971年, 距永陵西南约400米处就出士了一尊石人像,像 高约3.2米,重数吨,系青石所制。石像佩剑持缆, 着文官服,应为永陵神道两旁之物,或许它就是 陆游当年看到的石人石马中的一尊。石人像现放 置在永陵神道旁。

　　永庆院被焚毁之后,估计再无重其葺之事,自陆游以后,永庆院就杳然无闻,终至隐没不彰,无迹可寻。自此以后,王建永陵在明清方志及杂记中虽偶有记载,但大都是辗转抄袭陆游《后陵》诗序,并不知晓其实际位置。后来,原墓址就被当地故老们附会为司马相如的“抚琴台"了。直到 1942年发掘后,方知这琴台竟是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

　　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因慕蔺相如之为人, 更名为相如。他喜好读书击剑,做过汉景帝的武骑常侍,后为梁孝王的宾客。梁孝王死后,相如潦倒,回到成都,不久应邛崃县令王吉的邀请,去临邛作客。当地富人卓王孙有女名文君,才貌双全,善鼓琴,丧夫后寡居在家。司马相如赴卓王孙宴时,弹琴以挑文君。高山流水,两心相印, 于是文君夜奔相如,二人结为佳偶。相如、文君私奔之后,生活窘困,二人遂在成都(一说临邛) 开了一间夫妻酒店。卓王孙觉得女儿女婿此举使自己脸上无光,于是分给文君“憧仆百人",“钱百万",相如、文君遂成富人。后因汉武帝十分欣赏相如所作的《子虚赋》,遂封其为郎官,后又封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当司马相如奉旨出使,乘驷马高车抵达成都时,蜀郡太守率全体官员出城相迎。蜀人引以为荣,将司马相如经过的成都北门外的一座桥更名为驷马桥,至今犹存。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蔑视封建礼教的爱情故事被人们传为千古佳话,而传说中的相如宅、相如琴台、相如文君卖酒处也就成了成都的名胜。

　　相如琴台作为成都的名胜,始于六朝,当时人漫指相如宅附近的一个高台为琴台。自从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等人题咏后,琴台的名声远播,成了人们凭吊的胜地。历宋、元、明、清四朝,琴台的传说经久不衰,琴台的故址也为数不少,其中成都西郊五里铺的琴台遗址从明代一直传到清 代中叶。直到清代中期,王建永陵似乎还未被附会为琴台。

　　清中叶以后,成都西郊五里铺的琴台旧址逐 渐湮没无闻,而早在南宋陆游入蜀时就颓坏不堪 的永陵,经历了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屡次战乱后,也已经变成了一座荒芜的土丘。1942年以前, 未经发掘的王建永陵并不是如现在所见的由人工修整后显得比较规则的半球形墓家,由于人为取 土的破坏,永陵已成为东面高西面低北面陡的一 座土高台。估计将永陵误会为琴台大概就在清中叶以后,因为琴台本是附会之说,并无一定的方位,西郊外3000米以内,南自浣花溪以北,北自 老西门以南,这一范围内的任何土丘或高土台地均可被指为琴台。明代学宪陈鎏在五里铺所建的琴台,就出自他的随意指认。而当五里铺琴台废而不显后,人们再把永陵这座早已成为荒丘的大土丘附会为琴台遗址,就是很自然的了。

　　本世纪60年代,王建永陵西侧的农田土了一通石碑:“清故候选县丞朱君墓志铭”,铭文 记载说:“光绪十六年五月望日遘疾,遂卒,春秋五十有三。君妻沈孺人,无子。以兄子光烈兼祧为后。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光烈葬君于成都之西司马相如琴台之侧。”由此可以肯定,至迟在清代光绪年间,王建永陵就已被附会为司马相如的琴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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