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王朝的政治舞台上存在三种力量，外戚、宦官、士人。他们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存在着互相利用、斗争等种种关系。在皇权强大的时期，皇帝可以控制他们，使之为政权很好的服务。但是遇到皇帝幼小，无法有效控制局面，他们在政权中所起的腐蚀作用就会直接导致政治腐败甚至灭亡。

    1、外戚：东汉皇帝立皇后讲究门当户对，多以功臣或大臣的女儿为之。由于东汉政权本来就是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他们在朝中往往拥有极大的势力，家族中的子弟宾客、亲戚故旧多在中央以及地方郡县中做官吏，对皇权的威胁很大。

    汉光武帝时期，这一点表现得不明显，而继位的汉明帝、汉章帝也能够很好的控制局势。汉明帝讲究以法治国，以严厉的法制控制豪强地主不得胡作非为。妹妹馆陶公主曾经求明帝任自己的外甥为郎，明帝不答应，而赐钱千万。对大臣们说“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受其殃，是以难之。”汉明帝时期，是东汉吏治最好、百姓安居乐业的时期。汉章帝继位，却改变了父亲的做法，“事从宽厚”。原来比较收敛的外戚、功臣又再度嚣张起来，但由于皇权的强大，表现得不明显。章帝死后，这弊端才逐渐显现出来。

    自汉章帝以后，出于各种原因，即位的皇帝大多幼小，无力控制局势，皇权被外戚掌握在手中。外戚一旦掌权，为了巩固政治、经济利益，亲戚子弟、宾客故旧大多出任高官。这些人在地方上强取豪夺，原来在光武、明、章时期大量存在的自耕农又陷入经济恶化的境地，逐渐沦为佃客甚至农奴。自耕农经济是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赋税、兵役、徭役都是由自耕农承担的，这样又导致国家的财政状况恶化、军事力量削弱。

    2、宦官：汉光武帝为了保持血统纯正，开始在内宫全部使用宦官供职。宦官是皇帝的家奴，家庭出身也比较低，又是阉人，受到官吏百姓的歧视；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声望。他们本来只是作为宫内的杂役使用的，没有机会掌权。但东汉的情况迥异，小皇帝长大以后，外戚不肯交还政权，而身边左右都是外戚的眼线。为了掌权，皇帝不得不使用身边的宦官夺权。宦官也为了取得政治、经济利益，积极协助皇帝夺回政权。

    但是消灭了外戚以后，对无权所带来的耻辱使皇帝不敢再信任外戚、大臣，那么只好把权力交给在社会上没有政治、经济基础的宦官来行使，以保障皇权不在旁落。这样，宦官就代替了外戚的位置。可是，宦官们同样也有子弟宾客、亲戚故旧，他们也要谋取政治、经济利益。于是，宦官们的宗族亲友又在中央和地方郡县做大官，自耕农的地位不但没有丝毫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

    3、士人：他们最初的来源是春秋战国时期落魄的贵族或者流氓，由于自身拥有各种文化知识和技能，往往凭借着一技之长在各国担任官吏，甚至出将入相。他们只在乎个人的功名利禄，谈不上效忠哪个国家。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士人所能够博取功名利禄的对象只有一个国家一个君主。秦始皇焚书坑儒、重用狱吏，他们做官的道路被堵塞了，所以秦末农民起义很多士人也积极也参加。汉高帝刘邦原来歧视士人，但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他们的力量，于是对他们进行笼络，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统治基础。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些士人为了能够仕进，多研习儒术，成为儒生。但他们头脑中依然没有效忠一家的思想。王莽篡夺政权时，上书劝进、歌功颂德的儒生达到数十万人之多。汉光武帝为了改变这种现象，表彰或者给予一些王莽时期不应征做官和隐居山野的儒生以优待，以激励士人养成效忠皇权的气节。这样，士人知道想要做官，不一定要投靠权贵，只要志行清白，一样可以出人头地。另外，扩大太学和地方郡国学的招生，允许私人讲学，并免除太学生、郡国学生的徭役。这样，士人的队伍扩大起来，政治地位和经济力量也与日俱增。在东汉中期，有些士人还依靠外戚或者宦官做官，外戚和宦官也乐得利用他们，但他们已经为正直士人所不齿。到了东汉后期，士人的势力发展很快，已经基本上不需要依附外戚或者宦官而独立存在了。

    到了东汉后期，外戚在与宦官的斗争中明显处于劣势，而此时士人的力量则壮大起来，并逐渐取代了外戚的地位。士人在东汉后期已经不仅仅包括太学生和其他士人，还包括许多中央和地方的大小官吏，这些人原来也是官吏，和士人存在天然而广泛的政治联系。东汉士人崇尚的名节主要是忠和义。忠不仅仅包括效忠皇帝，因为两汉实行征辟制度，能够进入仕途重要依靠官吏的选拔。由于仕途艰难，很多士人对选用自己的官吏怀有知遇之感，因而逐渐形成了报恩和尽忠的道德上的义务。义的形成多是由于很多官吏原来是在地方开办私学的儒学宗师，他们一般选拔自己的学生为吏，而士人之间互相接触以在仕途中互相提拔，又形成师徒、朋友关系，为师服丧、为朋友之事而不辞艰险。

    官僚和士人在政治上逐渐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他们通过在朝的大官指导而开展各种行动，评论朝政，针砭时弊，在地方上往往形成一呼百应的影响，甚至也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为了和宦官争夺仕进的道路，士人往往和宦官发生严重的冲突。在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掌握政权，但士人反对外戚的时候少，而对于宦官则无时不反对。这是因为外戚多出身名门，和士人存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联系，并且有一些外戚自身还比较谨慎；而宦官则多出身寒门，和士人不存在紧密联系，一旦掌权有肆无忌惮、横行不法。
  
    由于外戚的力量逐渐削弱，宦官独揽大权，原本对外戚、宦官均有斗争的士人改变策略，联合外戚共同对付宦官，但汉桓帝、汉灵帝异常宠信宦官，两次进行党锢，大规模捕杀著名士人以及禁锢其他参与和宦官斗争的士人终身不得做官。许多作风梗直、忠于皇帝的士人不断被杀戮，使得士人逐渐产生了厌恶汉朝，甚至希望他覆灭的倾向，甚至公开散布汉朝将要灭亡的言论。

    在的政治格局下，老百姓的生活也并不好过。皇帝原来是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调节人而存在，但是汉桓帝、汉灵帝昏庸透顶，反而加速了国家的灭亡速度。汉桓帝后宫的宫女多达五六千人、宦官两千多人，杂役还不计在内。汉灵帝更推行卖官制度，允许赊购，等到任搜刮以后再支付。由于皇帝的纵容，贵族、官吏、豪强、商人都对老百姓进行残酷的掠夺，这种竭泽而渔的掠夺，使得老百姓活不下去，只能起来反抗，为生存而战斗。

    道教是依托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说，附和神仙方术混杂而成的宗教。在传播的过程中道教徒张角利用它对各地的老百姓加以组织，在各郡国共设置了三十六个大的军事组织，在中平元年（公元84年）举行全国规模的黄巾起义。惊慌失措的汉灵帝在正直官僚北地太守皇甫嵩和政治宦官吕强的建议下，赦免党人，以免把他们逼到农民起义军阵营。又任命国舅何进为大将军，负责洛阳防务；派遣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对黄巾军主力进行。黄巾军的领导人到处焚烧官府、捕杀官吏、豪强、攻打庄园，引起了士人的恐惧和仇恨，自身又不具有军事水平，在富有军事经验的卢植、皇甫嵩、朱儁等将领的下，坚持了半年就失败了。

    然而昏庸的汉灵帝不以此为鉴，反而变本加厉剥削老百姓，地方官吏、豪强也依然聚敛如故，老百姓的反抗就依然炽烈。青州、幽州、并州、兖州都有黄巾余部崛起，凉州的汉族和羌族更联合起来反抗汉朝统治。由于凉州汉胡杂居，老百姓都勇悍善战，汉灵帝派皇甫嵩、张温等名将经年而不能平定。

    为了加强的力度，汉灵帝不得不采纳太常刘焉的建议，加强各州刺史的职权，命其统辖地方军政；有的地方更设置州牧，以名臣重臣出任，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样，原来属于监察区的各州逐渐演变成凌驾于州县之上的新一级地方政权，原来由中央掌握的权力全部分散到州一级，反而导致了地方割据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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