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从大的地理学角度讲，其实是位于成都平原北部沦江冲积扇上的一块台地。它距成都约为40公里，距离广汉市区仅7公里，遗址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可谓是辽阔之至。即使与当时中原地区商王朝的都城偃师和郑州商城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文化的发源和产生看，三星堆遗址应属典型的平原文明或河流冲积扇文明，与高原文明或海洋文明有着显著的差异。在遗址的腹心地带，也就是现在的西泉坎、月亮湾、真武村、三星堆范围内，为三星堆古城遗址分布区，其东、西、南三面至今保存着夯土城墙的残坦断壁，似乎在无声地述说着时间的流逝和昔日的辉煌。
    像所有被废弃了的古代文明现场一样，我们从三星堆遗址的表面看不清这种文明的实质和内核，我们只能目睹到一种荒凉，一切似乎都在时间的河流中消失得无影元踪了。然而现在，通过考古学家们的一次次努力，代表古蜀文明非凡高度的三星堆古城又渐渐被揭示出来，我们除了能够瞻仰遗址的荒凉和萧瑟，也能进入它的内部，看清数千年前的文明结构和表现形式。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三星堆古城绝非是一座一般性的聚落城址，而应是三星堆文化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此，曾经居住和生活着古蜀王国的最高统治阶层——一位手持金杖、常常在祭把大典上发表演说和主持仪式的人。他的头上戴着缀满黄金饰物的高冠，性情温和，表情肃穆(历代蜀王中似乎没有暴君和性格上的变态者)，深谙占卜和天象，同时也懂得关心人民的疾苦，懂得怎样治理洪水和从事农业生产。
　　从三星堆文化的地层堆积和器物出土情况分析，这是一座曾经欣欣向荣的、连续使用长达两千年的古代城址，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持续到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中间没有出现过断裂的痕迹。因此，它的文化发展脉络清晰可见。以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器物——陶器为例，考古学家们把三星堆文化分为了四个连续发展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次为夹砂褐陶和灰黄陶；第二个时期为夏至商代前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新出现
的器形有喇叭形大口罐、盂、圈足盘等；第三个时期为商代中期，陶器仍以夹砂褐陶为主，但泥质陶的比例较上一期有所下降，泥质橙黄陶基本消失，器形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圈足盘等；第四个时期为商末周初时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泥质灰陶的比例有所增加，器形除前几期的小平底罐、高柄豆、杯、勺等，尖底罐和蓬斗状的竹节把豆较为流行，三足形炊器至该期的后一阶段基本消失。到了三星堆文化晚期，该遗址呈现出的国家形
态已十分鲜明，我们从数次发掘的结果中可以感知这一信息，如：双手倒缚、双膝下跪的奴隶石雕像，宫殿类建筑和排水设施，宽阔的高大城墙，各种金属质地的综合性祭把用品，强大的国力等，这一切使得三四千年以前的成都平原呈现出人类繁衍生息的热闹景象。　
    一座废弃的城址所能带给我们的思索还远不止于此。三星堆遗址被城墙圈定的范围共有2．6平方公里，如今在它的东、西、南三面仍然仕立着残缺不全的夯土城墙。东城墙残长约1090米，南城墙残长约1150米，西城墙残长约650米。经过考古学家的复原、推测，东西城墙原有长度应为1700米，南城墙应为2000米。北部目前看不到人工夯筑的城墙遗迹，可能已被鸭子河冲毁，或者是当时三星堆古城北部根本就没修城墙，而是以湍急的河流作为这座城市的天然屏障，以此构成一个三面环墙一面临水的城市布局。根据考古学家对该遗址城墙的解剖，我们发现它的横断面呈梯形，墙基宽约40米，顶部残宽约为20余米，可谓是一项艰巨浩繁的工程。由于当时取土量非常大，在墙体外侧竟然挖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壕，使得该区域这一时期的地层和文化堆积遭到破坏，以至考古学家在此区域很难找到早些时候的文化遗存。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约2000米、宽约1700米的三星堆“外城”内，还筑有一圈内城，如今残留的名为“三星堆”的三个土墩，即是当时内城墙的一部分。这种大城套小城的城市建筑格局，让人想起古代长安城的森严布局和“内外有别”的皇权意识，反映出古蜀人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最初构想。沿着三星堆古城的中轴线，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文化堆积异常丰厚的四块台地，即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官和两泉坎。1929年春天燕道诚发现的玉石器坑，以及1986年发现并发掘的两个堆积着古蜀礼器的祭祝坑，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这一事实表明，该区域应为三星堆古蜀王国之“内皇城”或宫殿区；而在别的区域，考古学家们陆续发现了大量的木骨泥墙式小房子、陶质酒器和食器、小型墓穴和窑址等，透露出寻常巷陌间浓重的市民生活气息。
    三星堆遗址城墙的修筑方法，较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大型建筑更为先进。它的底部采用土坯砖奠基，然后再添加散土加宽夯实，一层层垒筑至顶部，这一方法无疑开创了中国城墙建筑史的先河。按照常规来说，城墙的主要功能在于防御，就像中国的万里长城和各大古都都曾有过的城墙一样。但三星堆城墙的构筑却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除开防御还有另外的用途。从三星堆现存古城墙分析，它的顶部宽度几乎为底部宽度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说，它的墙面不是垂直或接近于垂直的，而是形成了一定的坡度，这种坡度对于防御而言，恰是破绽和要害所在。因此根据三星堆现有地形地势、河流分布以及文献所透露的点滴信息来看，三星堆城墙应兼有“防洪大堤”的功能。
　　我们知道，在李冰治理都江堰以前，洪水一直是成都平原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洪水在这块冲积平原上纵横肆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足够的经验采取疏导的方法治水，而是采用更为原始笨拙的堵的方法或拦截的方法。在三星堆遗址，我们至今尚能发现河流冲毁城墙，并且从城中肆意穿过的痕迹。马牧河(现已干涸)曾经从城址的西南角闯入，一直流到西北角，再折回东南方，最后从城址的东南角突出城外。这一次洪水肆虐，在三星堆古城内形成一个弯曲的“几”字形冲击沟。如今在洪水曾经流经的区域，尚存660米至1000米宽的低洼地带。洪水带走了该区域内的泥土和文化层，使得考古学家们很难在这些低洼地带有所收获。《三星堆祭祝坑》曾经这样描述该现象：“马牧河从三星堆遗址西南方流来，形成几字形的弯道穿越三星堆遗址，经遗址东南流入沦江。三星堆遗址北面的真武官、月亮湾阶地，以及马牧河弯道内侧的阶地三星堆一带，异常开阔，文化堆积较厚，内涵十分丰富。遗址堆积的主要部分是在这三处阶地上。”
　　通过考古发掘进一步证实，马牧河内侧及三星堆以南阶地第七层，有一层厚约20。50厘米的淤泥，颜色呈青黑色，包含物极少，明显是洪水泛滥后留下的 痕迹。居住在三星堆的古蜀人试图用城墙般的大堤来挡住洪水，但是洪水撕破了这道防线，并且像突入羊圈的狮虎一样，纵横肆虐一番之后，又从另一个方向逃离了。至于这场洪水与三星堆古城的废弃有何关连，我们会在以后的篇章中逐步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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