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社会性质初探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其时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末周初，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古遗址群。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调查和发掘，发现和出土了大量的遗物，为研究古蜀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本文拟从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出现，军队的建立等方面探索该遗址所反映的社会性质。

　　一、发达的社会经济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丰富资料，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农业、畜牧业、狩猎和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提供了较多的实物资料。

　　(1)发达的农业

　　川西平原有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等适宜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人们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在这里生息繁衍了。建国后已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三星堆遗址的最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说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人类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是绵延不断的。至于商周时期遗址，那是很普遍的，成都市郊就有多处，从文化遗迹和出土文物来看农业是相当发达的。

　　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较大的王城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数量不多，但从若干文物提供的信息，完全可以分析研究当时的农业发展状况。

　　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刀、石凿、石锥、石矛、石杵、纺轮、砺石等。在祭祀坑中，亦发现有"锄形器"。其质地为石和玉。石质多系片岩、页岩、板岩，也有少量石英花岗岩。制作方法多为磨制，有明显的旋钻磨的螺旋状痕迹，钻孔平整，似用管钻法加工而成。石壁的直径有大到60-70厘米的，也有小到几厘米的，造型规整，加工精细。还发现有用制造石壁时取下的石芯又被利用来制造石纺轮的，说明从石料的采集，精加工、综合利用，已掌握了一整套非常复杂的加工技术。

　　另外，遗址中发现的酒器很多，种类不少，质地以陶器为主，亦有铜器。种类有：(上"禾"下"皿")、杯、尖底盏、觚、壶、勺、缸、瓮等。从酿造、贮藏到饮用的酒具，应有尽有，而且数量也很多。特别是瓶形杯，数量之多，型制也多，是令人吃惊的。这说明饮酒风之盛，酒以及用来酿造的粮食的消耗也是惊人的。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是不可能提供如此巨大数量的粮食来用于酿酒的。

　　(2)较为发达的畜牧业和狩猎经济

　　一号祭祀坑的发掘中，在坑底发现一层骨渣，由南而北呈斜坡状堆积，西南面堆积厚的有60-80厘米，东北面只有5厘米，总计约有3立方米。这些骨渣在人坑前就焚烧打碎。根据骨渣碎片观察，属于较大的动物骨骼。据推测这些骨渣是将动物用于祭祀的牺牲"燔燎"的结果。一次祭祀就使用如此多的猎获物或家畜、家禽，没有发达的饲养业是难以办到的。坑内还发现有不少的象牙，如果没有充足的来源和贮存，在一次祭祀活动中要使用这么多象牙是难以想象的。而获得象牙，又只能通过交换或狩猎、或饲养来实现。

　　在遗址中还发现有较多的鹿牙和猪牙以及其它一些骨制品。同时还发现有虎、象、牛、猪、羊、鹦、鱼、蛙等陶塑、石雕及装饰图案。这些陶塑和雕象造型准确，生动逼真，如果不是对猎获物和家畜的长期接触， 深入了解、细致观察，是不可能达到这样高的艺术效果的。艺术来源于生活，反映了当时饲养业是相当发达的。

　　(3)高水平的建筑业
三星堆遗址发现有大面积的房基遗迹，既有面积达60平方米的穿斗结构的大房子，亦有面积仅10平方米的小房舍。房子的建筑方法是在房子的四周挖沟槽，沟槽中再掘柱洞以立木柱，然后在木柱之间编缀木根、竹条，然后在两面抹草拌泥而成"木骨泥墙"。墙体有的经过火烧，加强硬度。居住面有的经过拍打结实，有的还垫一层厚度不等的白膏泥。房顶可能是以草覆盖，成两面坡的形式。

　　成都十二桥遗址为商代建筑遗址，采用了榫铆和捆扎的方法，而且对木材按需要进行了削平加工。我们认为三星堆遗址的建筑技术和十二桥遗址应大体相同，也可能采用了这些技术。建筑业的发达，是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

　　(4)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和玉器加工业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反映了古蜀国高度发达的铜器、玉器加工制造业。

　　在一、二号祭祀坑中发现的铜器有尊、人头像、人面像、爬龙柱形器、虎形器、鸡、鸟、鹿、戈、"神树"以及方座大型立人像等青铜器。在一号祭祀坑的烧骨渣中发现大量的泥芯和铜渣结核以及成块的金属原料，遗址内出土大量的夹砂钳锅，填土中发现有"红烧土"碎块，这些现象表明，这批铜器的铸造地点也就在距祭祀坑不远的遗址内。

　　从出土器物观察，当时已熟练地掌握了范模翻砂的工艺流程。重达数百公斤的青铜立人像，需要数量较多的坩锅同时溶铜浇铸，需要较多工人在技术上的配合和协作。同时他们还掌握了分模铸造、焊接、锻打、挤压成型、打磨等一整套加工技术。如青铜人面像，最大的宽达1米多，最小的仅几厘米。其中有几个眼球凸出16厘米，鼻梁上有铸造留下的小孔用来焊接分模铸造的夔龙纹饰。青铜立人像高达2.62米，"神树"构件更多，对各个范模的设计要求非常精确，制造工艺相当复杂。这些都说明了当时青铜加工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三星堆遗址的玉器种类非常多，器形有璋、戈、凿、锛、瑗、锄、斤、匕、斧、佩、琮以及石壁等，有一整套完整的玉石礼器。二号坑出土的玉璋，长达1米多，而厚度只有l厘米左右，上面线刻许多对称几何纹。在大量玉石器上都有线刻或缕雕得非常规整、精美的图案。这些玉器，色泽光润，打磨精细平整、线条流畅，反映了他们对玉石器的切割、琢磨、钻孔、磨光、缕雕等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综上所述，三星堆遗址所反映的生产水平，已超过人类工具制造史上的"婴儿"期，进人"少年"期，它表明人们已完成了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社会劳动成果被少部分不劳而获的人所占有，贫富分化加剧，已进人阶级社会的发展阶段之中。

　　二、城市的出现

　　城市的出现，标志着人们从野蛮社会进人了文明社会，是阶级对立的标志之一。据1984年的调查，在鸭子河南岸遗址的东、西、南三面发现有人工堆积成的土埂，在夯土内发现有陶片堆积层。南埂残长180余米；西埂残长600米；东埂残长1000米。土埂残宽20米左右，残高2-5米，顶部宽5米左右，堆积层15-22厘米，东西对峙。北边以鸭子河为障，南边利用马牧河和一段土埂，形成一个较完整的防御建筑。这种利用自然环境稍加整治而成的防御工程，符合早期建城原则，显系城墙遗迹。在解剖土埂的发掘中，出土的遗物均系早期泥质灰陶，很少发现晚期的东西，说明土埂的时代可能早于祭祀坑，或与祭祀坑同时。

　　1980年在遗址中发现18座建筑遗址。1986年又发现大量的房屋建筑遗址。这些房子遗迹，全部为地面木结构建筑，形状有圆形、方形、长方形三种房址。其建筑方法是在地面作好房基，柱洞、沟槽，地面多以体卯和分段搭接的技术为主的穿斗式骨架，上以抬梁构成两面坡的房子。其建筑材料系采用土、木、竹、草等。房屋的建筑面积一般在二十平方米左右，大的可达七十多平方米，如1980年发掘的f12，正方形，面积为8.7x 8.7平方米，可能属"宫殿"之类建筑物。在1986年发掘中发现的房屋遗迹，同1980年发现的相距不远，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区域。在这里，还发现有一条可能是排水设施的与房屋遗迹方向相同的沟。这个区域，应该是城址内的"宫殿区"。

　　三星堆遗址的三个土堆，现仅存一个。1985年对残存的一个土堆的发掘证实，是人工堆积的土堆。其中的包含物均为早期的东西，其时代亦较早。应为城内的"祭祀区"。

　　1984年在西泉坎的发掘区内，发现有大面积的红烧土，还发现有石壁成品、半成品、废品堆积层。该区域面临鸭子河，水源丰富、土质较粘，对制陶业，石器的制作等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而遗址内的铜器制作场（冶炼、浇铸、加工等）目前还未能探明，结合这里发现的大量的红烧土等情况，今后，也可能在这一区域内有所突破。

　　以上材料说明，当时在"城墙"内，已有了按不同的功能、需要分区，已有了防御的"城墙"和公共设施，初步具备了早期城市出现时的各种功能。从城市的整体规划和发现的遗物来看，该遗址反映的不是一般的早期城市，而是规格较高的王城。

　　三星堆遗址发现有大量的玉石礼器，如壁、圭、琮、璋、瑗、戈、剑、斧等。有的器形较大，大的玉壁直径达到60-70厘米，玉璋的长度一般在20厘米以上，个别的长达160厘米，宽为23厘米。同时出土有较多的金器、大量精美的酒器、青铜礼器等。而近年发掘中所发现的生产工具数量相对较少，表明这里非一般的城镇，而是上层统治阶级活动的场所。而两个祭祀坑内发现的大量铜器、金器、玉器、几十枚象牙和大量的海贝，都表明祭祀是相当隆重的。"金杖"的出现，代表的应是王权的象征，反映了祭祀主人的高贵地位。

　　三、军队--国家专政的工具

　　《尚书·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上"髟"下"矛"）、卢、彭、濮人，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一段中，记武王灭纣王时，联合了西北及西南各地的方国一道伐殷，蜀作为独立的"友邦"，千里迢迢地派去了自己的军队，参加了这次 战争，并有出色的表现。《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

　　蜀远在数千里之外，派出自己的军队去参加这次战争，如果自己没有数量较多，训练有素的军队，并经过长期的准备，是不可能派出这样一支军队，翻越秦岭，千里赴战，更不可能在殷军阵前有如此上嘉的表现。

　　在一、二号坑中还发现有青铜兵器--戈。数量达几十件，长度一般在二十厘米左右。戈援似三角形，两面刃部成锯齿形，无阑，长方形内，内上有一圆形穿，中脊较厚，刃部较薄，成锯齿状，这有利于在实战中增加刺杀效果，这也说明蜀当时兵器制造业有较高的水平和一定的规模。

　　在一、二号坑内，发现有相当数量的从兵器演化来的礼器、玉戈、剑（匕）以及石矛等。其中玉戈的形制就可分为三种，有的有阑，有的无阑，前锋呈三角形，有的呈梯形，而且有的在阑附近线刻有规整漂亮的几何纹饰。反映了在实际生活中，戈的形制也是多种多样的。

　　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树底座上，雕刻有一全身著铠甲的武士像，双膝下跪、双首残，头着冠，浓眉大眼，双目炯炯有神，高鼻梁，大嘴紧闭，有一种不屈的英武之气。该武士像和遗址内出土的一青铜铸人像的形象非常相似。该像雕刻于神器的底部，作下跪祈求状，应为武士参加祭祀时的形象。同时还发现有车器--可能是车轮。青铜铸成，直径在1米左右。车的出现，为长于机动作战的部队--车兵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

　　文献记载和出土物互相印证说明，蜀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对外扩张以及保护自己王朝的地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军队是国家专政的工具，是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对外扩张实行暴力专政的工具。军队的出现，标志着暴力专政机构国家的出现。《华阳国志·蜀志》"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周失纲纪、蜀先称王"的记载。从中我们看出，商周以来，蜀已有自己统治的地域，统治体系，而到东周时，就率先称王。

　　四、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祭祀天地神灵，在古代既是统治阶级的权力，也是他们的义务，是一件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情。周武王伐纣，宣布纣王的罪名之一是："今殷纣王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国家。"可见，祭祀 是国家头等大事之一。

　　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器物。铜器有人头像、人面具、大型人像，跪坐人像、垒、尊、彝、神树、戈、瑗、车器等；玉器有戈、璋、壁、瑗、珠、琮、佩。斧、锛、凿等；金器有金 杖、金面罩、金叶、金虎、金鱼（形饰）等以及大量的象牙、海贝等器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器物多属礼器，数量近千件，而且制造精细，造型生动，非为一般的祭祀所能比拟。

　　《山海经·西山经》言华山之祭用太牢"用百瑜……婴以百圭白壁。"观一、二号坑的出土器物，可知这两次祭礼是用的太牢之礼，规格是非常高的。

　　《礼记·郊特性》："灌以圭璋，用王气也。既灌、然后迎牲，致阴气也。"郑注："灌谓以圭瓒酌凶，始献神也。已及迎牲于庭，杀之。天子，诸侯之礼也。"一号坑的金杖，应为"王杖"。

　　结语

　　从前面所述，我们已经知道，当时的农业已经能够提供剩余粮食来供养一部分脱离农业生产和脱离劳动生产的阶层，并有更多的粮食来酿酒，以供人们的享受。当时，有专门从事铜器、玉器制造的人们。社会已经 经过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商品交换业已出现--如在第二号祭祀坑中发现的较大数量的海贝，非成都平原出产，应为商品交换的产物。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防御外来势力人侵和扩大自己的地域进行掠夺的需要，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军队。

　　统治阶级享有众多的财富，至高无上的权力。有一套完整的礼仪。他们对天、地、山川神灵的祭祀是非常隆重的，用的是王的礼仪规格。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当时已经建立了奴隶制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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