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40之后，就要在生日（旧称“母难之期”）接受后辈、亲友的祝贺，并酬谢客人，俗称“做寿”、“做生酒”。旧时对做寿颇为重视，在满整十岁那年的做寿尤其隆重。随着年岁的增加（特别是60岁以后），客人越来越多，排场也越来越大。
    做寿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慎重的事，按照旧俗，每个人并不是生下来就可以有做寿资格的。在四川南部，第一次做寿是由太母娘操办的，俗称“开寿”。大体情况是这样的：女婿婚后第一次过生日时，岳父岳母带着礼品到女婿家去祝贺。所带礼品一般有鱼（象征年年有余）、米酒（象征粮食充足）、面条（象征长命百岁）、衣服（象征女儿有依靠）、桂圆及枣子（象征早生贵子）、桔子（象征大吉大利）等等，女婿则打酒割肉以款待岳父母。
    “开寿”并不算正式的做寿，因为它不设寿堂，没有叩拜之礼，客人也只有岳父岳母。正式的时候，有的事先要发请帖，内写“为贱辰菲酌候光”或“为母难之期，教治菲的候光”等字样。如果不愿客人多来，还可事先发“辞帖”，谢绝别人的祝贺，或在寿日外出，由家人敷衍祝寿之亲友。一些文士官宦之家，还事先发出征文启示，请名家作寿序，事后又汇印成册。有的还雕寿文于梨木上，在寿日挂出。
到了父母的寿日，出嫁的女儿要回来祝贺，送上亲手做的鞋，还有衣料、寿面、寿酒等等。如果父母都在，不论他们是否同庚，皆为双寿，送礼也就该送双份。其他亲朋好友也纷纷携带寿联、寿糕、寿鞋、寿桃、寿烛、寿面等前来祝寿。
    寿日的前一天晚上，寿者与家人团聚在堂屋里，红烛高烧，一家人吃挂面，叙家常。挂面面条长，以喻其长寿，是谓“寿面”。富贵人家还设寿堂，挂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寿幛，贴上斗大的“寿”字。寿日这天，在摆上茶点以后，寿者穿戴得整整齐齐，敬拜祖先，然后再接受子女等晚辈的敬拜，随后大摆酒席酬谢客人，富贵之家还会请来戏班子在家中唱戏祝贺。一些人家还有所谓“上匾”之举，即在寿日这天，由10余人将黑底金字的寿匾抬入，在鼓乐和鞭炮声中，安置在中堂正梁之上，寿者子孙及众亲友向之敬拜。民国年间，有的还要用绘有“松鹤图”的“寿碗”或印有祝寿之诗的“寿巾”回赠亲友作为纪念。
    作寿的场面规模，视寿者社会地位和家境贫富而定。贫苦人家无力操办“做生酒”，只能略为表示，吃顿寿面而已。富贵人家往往大摆酒席，宾客盈门，大讲排场。清代自贡大盐商王余照53岁生日时，为了炫耀自己，大设寿筵，达官贵人纷纷登门祝贺。其寿序请翰林院编修、云南兵备道赵树吉撰书，武英殿大学士贾桢、工部尚书瑞常，翰林院修撰翁同和等也列名拜寿。1930年，新津县兰衢之为其父兰璧光庆祝60大寿，特地安装发电机发电，轮流演出川剧、京剧、杂耍，并放映电影，场面极大。成都、乐山、宜宾及新津各地前来祝寿的军政商各界宾客多达3000余人，大街上来往车辆川流不息，兰公馆人满为患，专门负责接待的就有350多人，寿期持续5天，前后费银洋8万元。祝寿之日，堂屋内贴上巨幅“寿”字，摆着桃、果、面、酒，兰璧光正坐在雕花鎏金太师椅上，在鼓乐声中接受众人的敬拜。
    由于生日又是“母难之期”，所以有的人过生日虽用酒宴招待客人，自己却素食。
    旧时，一些贪官污吏、袍哥舵爷还利用做寿之机大发其财。每逢生日（本人、父母甚至妻子），他们在数月之前便发请帖，送书柬，公开索取彩礼，有的甚至强行向老百姓摊派。届时，贺礼送到而人不来是可以的；若贺礼不到，便日后要算帐了。当时曾有人撰联讽刺说：“大老爷做生，钱也要，米也要，红黑一把抓，不分南北；小百姓该死，稻未熟，麦未熟，青黄两不接，送啥东西？”
    新中国成立以后，做寿在民间流行，但规模较小，限于亲朋好友之间。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做寿之风日盛，寿筵也越摆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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