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下闳，生卒年不详。西汉天文学家，巴郡门中(今属四川)人。汉武帝时任待诏太史，浑天说创始人之一。曾制造观测星象的浑天仪，创制“太初历”，又称“八十一分律历”，在天文学上有较大的影响。

伏羲故里在巴。古楚西之国庸为大，庸之西接于巴，巴接于蜀，巴则为伏羲故里。《华阳国志》言：“阆中有渝水”。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在《古族甄微》中言：“渝水巴山悉在阆中，巴歌渝舞之所自出，此巴古国也。于后巴子或治江州(重庆)，或治垫江(合川)，或治平都，或治阆中。……以阆中上流之渝，名江州之渝，亦也阆中之巴名江州之巴。”阆中曾为古代巴国中心。《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有巴国，太生咸乌，咸乌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吕氏春秋·立春纪》云：“其帝太”；高诱注“太，伏羲氏。”所以阆中巴人，为伏羲之后代。《补史记·三皇本纪》云：“太庖羲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疱羲；”《山海经》云：“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而《补史记·三皇本纪》称，伏羲为“蛇身人首，有圣德。”古代龙、蛇不分，巴字象蛇，巴人以蛇为图腾，故巴人皆为龙族。《路史》注：“所都国有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名，乃阆中俞水之地...

起源汉朝初年沿用秦朝的历法颛顼历，以农历的十月为一年之始，因历法与天象运行正朔失合，司马迁在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元封七年）之前(或两年)，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上书，“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武帝征求了御史大夫倪宽的意见之后，诏令司马迁等“议造汉历”。于是，一场专家和人民合作改革历法的行动开始展开。其中，邓平、落下闳所造的八十一分法，尤为精密。在司马迁的推荐下，汉武帝识金明裁，“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尤疏远者十七家”。并将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以纪念《太初历》的创建。内容《太初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统一且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法，在天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历法测算出一朔望月等于29又81分之43日，故又称为“81分律历”。《太初历》以冬至所在之月为11月，以正月为岁首，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月大30日，月小29日，并首次将24节气订入该历法，与春种、秋收、夏忙...

川西平原发达的经济，促进了蜀国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商代的蜀都，面积达到2.6km2，人口约8万。蜀都以高墙围绕，城内的宗教圣区、宫殿区、生活区、作坊区，井然有序。成都也是商代发展起来的一座早期城市，拥有宫殿区、作坊区、生活区和礼仪中心。但成都在当时还只是受蜀王都制约的次级城市。春秋战国时代，成都的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形成若干市场，还出现了青羊肆等以类划分的市肆。开明王朝建都成都后，成都的商业更趋繁荣，人口达到20多万，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都市。商代的蜀都和春秋战国时代的成都，还发挥着国际贸易的功能。商代以海贝为媒介同南亚、东南亚进行贸易，西周以后则以黄金宝石和丝绸为对外贸易的大宗。这些使成都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西南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川东巴国的城市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兼具政治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多种功能，其发展步伐比川西平原蜀国城市缓慢。更多历史文化探寻：历史上的今天

巴、蜀两国早在西周时期便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巴地的稻作农业便是由蜀文化区传播而至的。两国之间在战国时代存在和战关系，文化上则交流密切，出现合流的趋势。巴与楚曾在春秋时代结成政治军事同盟，扫荡江汉平原小国。春秋末同盟破裂，两国反目相攻，巴遂退入川东和重庆地区。但巴、楚王族之间的婚媾关系则一直存在。蜀与秦在春秋初叶即发生了商业关系。战国前期，两国为争夺汉中南郑，展开了长达65年的战争，以蜀固守南郑而告终。蜀与滇早在商代便发生了铜锡铅交易。西周时，蜀的势力范围伸入云南。春秋战国时，蜀文化对滇文化发生了较大影响，滇文化的青铜农具亦对蜀文化有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