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故里在巴。古楚西之国庸为大，庸之西接于巴，巴接于蜀，巴则为伏羲故里。《华阳国志》言：“阆中有渝水”。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在《古族甄微》中言：“渝水巴山悉在阆中，巴歌渝舞之所自出，此巴古国也。于后巴子或治江州(重庆)，或治垫江(合川)，或治平都，或治阆中。……以阆中上流之渝，名江州之渝，亦也阆中之巴名江州之巴。”阆中曾为古代巴国中心。《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有巴国，太生咸乌，咸乌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吕氏春秋·立春纪》云：“其帝太”；高诱注“太，伏羲氏。”所以阆中巴人，为伏羲之后代。《补史记·三皇本纪》云：“太庖羲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疱羲；”《山海经》云：“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而《补史记·三皇本纪》称，伏羲为“蛇身人首，有圣德。”古代龙、蛇不分，巴字象蛇，巴人以蛇为图腾，故巴人皆为龙族。《路史》注：“所都国有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名，乃阆中俞水之地...

川西平原发达的经济，促进了蜀国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商代的蜀都，面积达到2.6km2，人口约8万。蜀都以高墙围绕，城内的宗教圣区、宫殿区、生活区、作坊区，井然有序。成都也是商代发展起来的一座早期城市，拥有宫殿区、作坊区、生活区和礼仪中心。但成都在当时还只是受蜀王都制约的次级城市。春秋战国时代，成都的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形成若干市场，还出现了青羊肆等以类划分的市肆。开明王朝建都成都后，成都的商业更趋繁荣，人口达到20多万，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都市。商代的蜀都和春秋战国时代的成都，还发挥着国际贸易的功能。商代以海贝为媒介同南亚、东南亚进行贸易，西周以后则以黄金宝石和丝绸为对外贸易的大宗。这些使成都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西南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川东巴国的城市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兼具政治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多种功能，其发展步伐比川西平原蜀国城市缓慢。更多历史文化探寻：历史上的今天

都江古堰，不仅以其伟大的气势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水利科学工作者，而且还以其杰出的构造和悠久的历史吸引着许许多多观光旅游的人们，欣赏、赞叹千年古堰的不朽风姿。都江楹联，可以说最为集中、精粹地反映了人们与都江堰之间的审美关系。人们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将智慧之光变为美妙的现实实体时，也随之产生了人类对于创造杰作的自我评价、描绘与歌咏，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都江堰是巴蜀人民的骄傲，是天府百姓的创造，同时，都江堰也成为人们赞咏人类创造力的重要对象与中介，通过对都江楹联——这一独到的艺术表达形式所包蕴的内含——的品析，人们将进一步了解都江堰的伟大，把握它的价值、特色与“川西第一奇功"的奥妙。二王庙的楹联表现了李冰急民之所急，继承大禹治水精神，"利济斯民""利济全川"的献身意识与顽强战斗的毅力，从治水格言和交织着传奇色彩的楹联中，则可以体味到人们在确证人类力量时...

巴、蜀两国早在西周时期便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巴地的稻作农业便是由蜀文化区传播而至的。两国之间在战国时代存在和战关系，文化上则交流密切，出现合流的趋势。巴与楚曾在春秋时代结成政治军事同盟，扫荡江汉平原小国。春秋末同盟破裂，两国反目相攻，巴遂退入川东和重庆地区。但巴、楚王族之间的婚媾关系则一直存在。蜀与秦在春秋初叶即发生了商业关系。战国前期，两国为争夺汉中南郑，展开了长达65年的战争，以蜀固守南郑而告终。蜀与滇早在商代便发生了铜锡铅交易。西周时，蜀的势力范围伸入云南。春秋战国时，蜀文化对滇文化发生了较大影响，滇文化的青铜农具亦对蜀文化有所影响。

巴是一支古老的民族，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巴人与周人同为姬姓，上古时活动居息在汉水上游一带。殷商时期，巴人曾与殷王朝发生激烈战争，后被殷王武丁制服，成为殷商西部的边畿国家。殷代末年，巴人军队随同周武王伐纣，英勇善战，还在阵上前歌后舞，致使纣王军队纷纷倒戈，对于覆灭殷王朝起了重要作用。西周初年，巴由周王室册封为诸侯，镇抚南国，成为周王朝在汉水上游的一个大国。春秋时代，巴国企图越汉水而东，与楚国发生激烈争夺，终为楚国所败，于春秋末叶辗转南下，进入四川东部和重庆地区，重建巴子国。蜀国君主据传是帝颛顼的后代支庶。古蜀族由三个古族融合而成，即是蚕丛氏、柏濩和鱼凫氏。蚕丛氏鱼凫氏来源于夏商之际的岷江上游，其文化与黄帝、颛顼有关。柏濩氏大约是四川盆地的土著民族。这三支古族，在夏商之际由于部落征服战争而达到融合，鱼凫王朝的建立则标志着四川盆地最古老的君主专制政体的产生，此即古蜀王国。古蜀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