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个人的视界中，唐代是一个激情飞扬、雍容华丽的时代。骄阳照耀着众多昌盛的城郭，大批才情卓越的诗人在边塞渡口以诗佐酒送别好友，在他乡离土以诗为镜追忆年华，一个绚丽而浩荡的朝代，就在这些诗篇中得以留存；而一座城市例如成都，也在这些句子里永生。

    唐代是成都这座城市鼎盛和绚丽的时期，有很多大的历史事件值得歌咏——然而还是把目光转向细微之处吧。历史的大关节像一个人的骨架，只有小的记忆才会成为鲜活的血肉。诗人的心多么敏感细腻，他们用有韵律的文字，记录了自己最细小的感觉，反映了成都最真实的生活，这些细微的然而又是生命长存的记忆值得重现。

  大唐避难所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的一天清晨，微薄的晨曦洒在长安城古老的城墙上，这时候城墙角的延秋门悄悄打开了，一队人马从城中慢慢走出。这群人中最醒目的是骑在一匹枣红马上的大唐玄宗皇帝，以及身穿盛装面色忧郁的杨贵妃。微雨打湿了玄宗皇帝的面颊，使他冷不丁打了一个寒战，他抬起头来望了望模糊而空落的街道，不知这番离京出走是凶是吉。

    据史书记载，唐玄宗避“安史之乱”离开长安，最初并没有打算到成都来，而是想逃往河西走廊。但中途这群人却拐了个弯，风尘仆仆向成都赶来了。这看似偶然的变故其实蕴含着某种必然。在唐代，成都已非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而是响当当享有“扬一益二”的美誉了。除了商业、经济和城市建设高度发达，这里的人文环境和地理条件也十分有利于玄宗的仓皇避难。再加上玄宗对成都有些感情上的认同——比如，他身边最宠爱的女人杨玉环据说就出生于蜀地。

    逃难的皇家马队在战乱的烽烟中匆匆西去。半途中因为军士的哗变，玄宗的心上人杨贵妃以及宰相杨国忠都在马嵬坡死了，这加深了玄宗内心的伤痛。这一日车队到达扶风郡，恰好成都有使者前来向皇室敬献蜀锦十万匹，玄宗苦笑一声，命使者将彩缎全摆在地上，然后召集军士们训话：“朕此番去成都，主意已定，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里有十万匹上好的蜀锦，你们都拿去，各自回家照顾妻儿老小吧。朕今日就与你们永诀了!”这一席肺腑之言感动了军士，于是车驾继续起程赶往成都。

    天宝十五年七月庚辰日，玄宗车队驾抵达成都。在城外清点士兵和宫女时，发现只剩“官吏军士1300人，宫女24人而已”，他们由于日夜兼程穿越秦岭的崎岖山路，日晒雨淋，一个个全都蓬头垢面。大诗人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描述这次“玄宗幸蜀”事件，用了一组花团锦簇的诗句。他说成都城的富丽繁华丝毫不比长安差。“万户千门入画图”，同时还有美丽的河流环绕这座城市，到处是鲜花绿树，“水绿天青不起尘”，气候又温暖如春，这对于饱含恐惧与伤痛的玄宗来说，可谓是不小的慰藉。

    玄宗在成都一共呆了一年零两个月。成都因为有当今天子驻扎，故升蜀郡为成都府，号“南京”。史籍没有记载玄宗在成都的生活细节，只说禁卫军和蜀军发生矛盾，把这个逃难的皇帝吓得胆战心惊。其实，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繁华都市，成都一定有不少地方值得玄宗流连。玄宗皇帝到成都避难后，他的后辈僖宗皇帝又追随他的足迹到成都避难三年。这一回是黄巢发动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根据史籍记载，僖宗逃离长安城的情形比玄宗更为凄惨。广明元年十二月的一个清晨，僖宗带领王储及护卫数百人，骑马从子城的含光殿金光门出城，行动极为，连文武百官都不知晓。

    为什么唐代的两个皇帝都把成都作为避难之所?只因成都的地理环境位于群山环抱的平原中，轻易不会受到战火的滋扰；二是成都城市繁华，文化昌明，“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杜甫诗)，即便是兵荒马乱的时代，也呈现出的景象。虽然史籍中关于两位落难皇帝在成都的情形没有多少记载，但我们不妨翻阅一下那个朝代诗人们对于成都的生活细节的精彩记述，就不难看出贵为天子的他们为什么选择在成都安定。

    仔细翻阅唐代诗人描写成都的诗篇，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唐代成都的空气能见度是非常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好到能看清一百公里以外的景物!在今天，空气能见度的下降，林立高楼的不断修建，已经遮蔽了我们远眺的视线，而唐代的人站在成都，能把一百公里(公路里程)以外的西岭雪山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的事实在许多诗人的笔下都有反映。

    杜甫一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可以说是最真实的写照。这首诗是杜甫在浣花溪畔的草堂中写成的，诗人既不是登高远眺，也不是刻意要试试自己的目力如何，而是很随意地坐在家里就看见了西岭雪山的皑皑白雪。根据诗的意境分析，这可能是一个四月的上午，杜甫从草堂外面的菜地里锄地回来，感到身体有点发热，便坐在家中的一把竹椅上休息。略有暖意的春风从波光粼粼的浣花溪上吹拂过来。他的草屋连门窗都一齐敞开着，就在不经意的一瞥之间，他看见西岭雪山像一幅画镶嵌在自己的窗格子里，加上溪边的垂柳、黄鹂、白鹭和沿江而下的船只，这一切触动了他诗的灵感。

唐代的另一位诗人段文昌也曾经看见过西岭雪山，而且更为逼真地感受到了雪山的寒意。不过他不是坐在自己家里，而是站在当时成都著名的张仪楼上：“重楼窗户开，四望敛烟埃。远岫林端出，清波城下回。乍疑蝉韵促，稍觉雪风来。”

    留住两位天子以及诸多嗜酒如命的文人的，除了清澄的天空，相信还有成都街头的酒家和美艳的酒娘。自从汉代的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开启了成都酒店业的浪漫风气以后，后世的文人来到成都，都忘不了在街头酒家小坐，看一看当垆卖酒的漂亮酒娘，体会那种被酒气氤氲着的浪漫情调，重温才子佳人曾经经历过的一段美好时光。

    唐代诗人李商隐曾经一个人在成都街头寻寻觅觅，他戴着一方头巾，手拿一把折扇，专拣有酒家的地方闲逛，结果发现“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是唐代成都酒家的格局还原封不动保持着汉代的格局，招揽客人的仍是美丽多情的老板娘——就这样在成都终老，李商隐也没有意见吧。

    唐代的另一位诗人陆龟蒙曾经专门写过一首《酒垆》，详细描绘了成都酒家的情景：“锦里多佳人，当垆自沽酒。高低过反坫，大小随圆瓿。数钱红烛下，涤器春江口。若得奉君欢，十千求一斗。”成都是一座美女如云的城市，唐代也不例外，这是诗人陆龟蒙通过对唐代成都街头的卖酒女进行观察得出的结论。她们粉面如花，穿戴着那个时代流行的衣服首饰，笑盈盈地站在酒垆后面，用她们的眼神和脆生生的嗓子招徕顾客。根据文献记载，当时的酒垆是个临街的土台，土台上面高高低低地放置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酒坛子。每个酒坛子上面都贴着红色的标签，标明酒的品种和价格。当时成都已经出现了剑南春一一不过当时不叫剑南春，而叫剑南烧。酒娘站在一排酒香扑鼻的坛子后面，微微挽起衣袖，露出了鲜藕般白嫩的手臂，她用她的纤纤玉指，捏着一只竹制的小筒，从圆肚酒坛中提上一勺酒来，然后倾入酒杯中，笑盈盈地递给当街的顾客。

    唐代还有两个诗人写到过成都的美酒和酒家，一个是张籍，一个是李崇嗣。

    张籍有一次从万里桥边经过，看见：“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万里桥是成都人送别朋友或外出谋生乘船起程的地方，因此这一带有很多酒家供人们把杯饯行。当时成都的天气还适合荔枝生长，张籍看见雨后初霁的成都西郊竞有成熟的荔枝。过去人们认为杨贵妃吃的新鲜荔枝是从川南或更远的南方快马送达，现在看起来也有成都进贡的可能。万里桥边的酒家跟市内的酒家不一样，它还具有客栈的功能，满足那些因离别而伤感的人醉后的需要。

    李崇嗣曾经写过一首《独愁》的诗，借用成都的美酒表达他内心的郁闷和忧愁：“闻道成都酒，无钱亦可求。不知将几斗，销得此来愁。”他在成都的街头一个人郁郁寡欢地行走着，可能有什么心事，忽然鼻子闻到酒店里的酒香，心想这真是不出钱也能喝醉的好地方啊，但是自己心中的愁苦，到底要多少酒才能消除?

    看来，到了成都的人们之所以不想走，除了这里的酒能解愁，也能凭添新愁千斛，谁还能迈得动离开的脚步?

  高骈筑罗城

  成都城在唐朝晚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创筑了罗城。尽管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鼎盛的时代，但对于成都而言，却是个多事之秋。南诏屡次攻破成都城，掳走织锦、漆艺等能工巧匠数以万计。及至唐懿宗成通十一年，南诏的军队再次疯狂围攻成都，整个成都平原的居民大多拥入城内避难，人山人海狼狈不堪的难民拥挤在小小的子城内，每人只有一席之地。下雨时，只能拿竹器瓦盆当雨具。饮水问题也很艰难，只能把摩诃池残留的泥水澄清后加以饮用。好在唐王的各种援军陆续赶到，虎视眈眈的南诏军队才悻悻而退。可是仅仅过了四年多，南诏的军队又打到新津，致使成都城“城门昼闭”。

    公元875年，高骈被任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驻防成都。当务之急，拟定了新的筑城计划。这次筑城调集了成都附近八州十县的100万民夫，由县令带领，分段承包筑城。每天在建筑工地上有10万人参加筑城，10天一轮换。由于此次筑城负担均衡，力役较轻，因此从8月开工，11月就竣工，前后只花了96天。

    罗城在城市规模和布局上奠定了现代成都城的基础。王徵《创筑罗城记》描述这座新的城市道：城内各种高超的建筑鳞次栉比，各种建筑的瓦檐飞阁凌空耸立，如偃如仰。当太阳和月亮照临这座城市，全城笼罩在一片炫目的霞光中，望之“莫不神骇而气耸，目眙而魂惊”。当时的罗城共开城门10道，见诸文献的有南面的万里桥门、笮桥门，东面的大东门、小东门，西面的大西门、小西门，北面的太玄门等。尤其令人惊叹的是，罗城的城墙上共有门楼、望楼、更楼及廊庑栏干建筑上千间。可以想象，当时的城墙是多么雄伟壮观。

    创筑罗城时，技术手段也得到了更新，先是用泥土夯筑城墙的主体，然后外面再包砌长砖，用砖量达到1550万块。如此多的大砖从哪里来?原来，高骈为了使成都城更加坚固，下令将成都平原的古墓坟茔全都毁掉，取墓砖而筑城墙，结果是“凡负城邱垅悉平之”。修好以后的罗城周围二十五里，再加上外围的翁城和防御工事共是三十三里。城墙高二丈五尺，墙基宽也是二丈五尺(顶部宽一丈余、城垛高四尺)。高骈修筑罗城的同时，还改变了河道的流向，使成都正式形成“二江抱城”的格局，不但成都城的四方有护城河，而且使成都的水文化开始发达。罗城就规模和壮观程度而言，比清代成都城更雄伟阔大。

    高骈筑完罗城，派人把图纸拿给唐僖宗看。僖宗阅毕，挺高兴，表彰说：“城筑得挺好，图纸我也看过了。爱卿不惜花费我大唐府库l 50万贯钱财，用筑罗城，这是巩固我大唐江山的豪迈壮举嘛!爱卿辛苦了，待有机会，朕自然破格提拔你。”(引自《通鉴》)不久以后，高骈即被封燕国公，调任淮南节度使。

    唐代成都的城市人口数量约为十万户，五十万人。街道共有三四百条，各类“坊”也有120个。季节性的专业市场有春天的茶市、夏天的扇市、秋天的药市等。这一时期，成都的造纸业、制瓷业跟织锦、漆器一样名闻全国。唐朝政府曾经作出规定，凡各种公文和重要图书一律以益州麻纸书写，邛崃产的“邛三彩”——寓居成都的诗人杜甫曾经用手摸过，说它的质地像玉一样温润，胎底像霜雪一样洁白。

    近年的考古发现证实，唐代的成都城已开始规划和使用楠竹下水道。通过城门下面深深的车辙，我们也可以想见唐代成都的车水马龙和货物吞吐。

    成都历史上最有特色的建筑是“楼”这种建筑式样。著名的楼宇数不胜数，它们几乎成为了这座有河流环绕、地势平坦低洼的城市的标志。为什么“楼”会成为成都城市的标志?这大约跟成都人想站在高处一睹城市和平原秀丽景色的愿望有关。

    大诗人李白在“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以前，曾经来到成都游历，写下一篇优美的《登锦城散花楼》：“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李白的这首诗很形象地传达了成都人建楼的目的，那就是想“极目散我忧”。这是唐代的一个早晨，长相俊美、个子很高的李白沿着天梯般的楼梯爬上了散花楼。当时正值晨光熹微的时节，柔和明丽的阳光照在成都城巍峨的城头上，散花楼四面朱红色的窗户敞开着，只见阳光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散花楼上金色的窗户和红色的帘子在清新的阳光下闪烁，而帘子上的银钩和小圆珠则在晨风中发出叮当声。李白站在散花楼的最高处，几乎看见了三峡那边烟雨迷蒙的情景，而近处的成都城则被两条秀丽的江河围绕着。

    张仪楼是从成都建城时就有的一座著名楼式建筑，它最初的意义是指挥塔或瞭望台——因为张仪在修建成都城的时候“屡建屡颓”，他便修了这么一个嘹望塔似的建筑，站在上面指挥整座城市的兴建。唐代著名诗人岑参曾经参观过成都的张仪楼，并写下《张仪楼》一诗加以纪念。不过他看见的张仪楼已非秦国宰相张仪所建，而是高骈筑罗城时重建的。据说此楼有一百尺高，因此又名百尺楼。此楼在隋朝和唐朝时都因战火的焚毁而重建，可见成都人对楼式建筑从来就怀有一种本能的激情。

    唐代，成都还有一座著名的楼式建筑，叫筹边楼，是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副使李德裕所修。这座楼的作用不是用于城市观光，也不是指挥建筑工地的指挥塔，而是用于边防，因此它又有烽火台和图纸。唐代成都本土女诗人薛涛写过一首《筹边楼》，气势非常磅礴，如果不是下面标明了作者姓名，我还认为是哪位边塞诗人的作品。“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

  杜甫的成都

  唐代成都的魅力除了体现在它是皇室的避难之地，商贸和经济的繁荣，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当时诗歌文化的一个中心。唐代最重要的两位诗人李白和杜甫，一个在蜀地长大，一个在成都住了近四年，这不能不说是成都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十二月，秦岭一带的山谷中刮着凛冽的寒风，铅灰色的云层像坚硬的石头一样低低悬垂着。在细如羊肠的古栈道上，一位年近半百、“白头乱发垂过耳”的老人，骑着一匹瘦骨嶙峋的马，带领着全家老小向成都赶来。他就是在中国乃至世界诗坛上名垂千秋的大诗人杜甫。

    杜甫此次入蜀的起点是甘肃同谷县，这位政治理想已然的诗人受朋友的邀请来成都小住。从他留下的诗作看，此次行程是在艰辛和抑郁中完成的。“冬季携童稚，辛苦赴蜀门”。然而这年岁末，当杜甫全家抵达成都时，他的心情忽然由阴暗变得明快了，他看到成都冬天的树木竟然是绿色的，跟北方冬季的景象绝然不同。

    杜甫初来乍到，在寺庙的空房里安顿下来，写了一首温情流露的诗：“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居与园蔬。”一位饱经沧桑、尝尽人间冷暖的老人刚在成都落下脚，就被这种简单而温暖的生活打动了。虽然一家人寄宿在冷清的寺院里，但老朋友经常派人送些柴米来，住在寺庙附近的成都人还把自己菜园子里的蔬菜送过来，嘘寒问暖，这使诗人的内心十分感动。后来杜甫又去剑南节度使府中拜见了朋友严武。剑南节度使是当时四川地区首居一指的大官，当严武穿着华丽的官服出来接见杜甫时，他几乎认不出这位昔日的旧友了。杜甫经过旅途劳顿，胡子拉碴，头发又长又乱，脸也瘦了许多。严武想办法为杜甫在官府谋得一个“校检工部员外郎”的差事。

    寄宿的生活虽然比动荡的生活要好，但也绝非长久之计。翌年春天，杜甫一家在浣花溪畔的一块荒地上选择了一块地基，搭建起几间茅屋(今杜甫草堂旧址)，过上自给自足的半田园生活。杜甫解下腰间的围裙，放下手中的锯子，望着这个自己亲手搭建的家，写了一首《堂成》加以纪念。新家四周长着郁郁葱葱的桤树、竹林、白茅，刚完工没几天，就有几只啁啾的燕子飞来筑巢了，这是一个多好的征兆啊。而且，草堂前面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沿着江岸通向碧绿肥沃的郊野。

    以后的日子，杜甫沉浸在成都的安闲和舒适中。他曾经给朋友写信，描述他在成都的生活：种竹植树，纵酒啸咏，或与田峻野老相交游。杜甫去过武侯祠，有时也戴着草帽像个老农似的坐在郊外的田野上，看残阳西斜，观倦鸟归巢。他身边的酒壶里装着著名的郫筒酒，甘醇的美酒使他暂时忘记了身世和家国的苦痛。

    广德二年(公元765年)五月，杜甫打算离开成都，离开数年来一直为他遮风避雨的草堂。现在他的小船正停泊在浣花溪畔的柳阴下，一次前途未卜的长途奔波又要开始了。他舍不得松开岸上的缆绳，晶莹的泪水在他的眼眶中打转。他回想起成都的诸般好处一一成都就像一个朴实而温存的乡间母亲，收留并款待了这个流浪的诗人好几年。在这不算短暂的岁月中，杜甫疲惫的身心得到了苏息和康复。而且，由他亲自建立的“杜甫草堂”已经初具规模。每年都来草堂筑巢的燕子，看见主人丢下它们远去，心里会感到悲痛吗?

    杜甫的小船离开成都，沿长江一路东去。在洒满星光的狭窄的小船上，杜甫感到江风和晨露的寒意已经深深地渗入了他的骨头，他开始不停地发烧咳嗽。在湘江的岸边，一代诗圣贫病而死。自从杜甫离开以后，成都人就感到了某种失落。他们轻轻推开草堂半闭的柴门，发现诗人用过的毛笔还完好地插在笔筒里，笔尖虽然快秃了，但豪芒间还放射着诗性和人格的光辉。曾经和杜甫有过交往的人都来瞻仰诗人的故居，他们小心翼翼地在草堂内走动，生怕打扰诗人的睡眠和旧梦。

    对所有的成都人来说，杜甫好像从未从他们身边离开过。

    一代红粉

    “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校书门巷?”唐画中的女性形象历来是雍容华贵、俊美健康的，从那酣畅淋漓的线条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精神和动脉，且不说武则天、杨贵妃有出生于蜀中的说法，就连成都“枇杷门巷”的女校书薛涛，也为成都争光不少。

    作为唐代商贸和文化重心，成都以它丰富的物产打开了对外的通道，同时文化上的交流也使成都熠熠生光。从薛涛留下的诗作中，我们竟然发现跟这位女诗人有过唱和的唐代诗人有二十多位，包括鼎鼎有名的元稹、白居易、牛增孺、令狐楚、裴度、杜牧、刘禹锡、张佑等。与其说他们是通过诗文向一个成都的才女致意，莫如说他们是向成都的山水、人物、气氛表达各自的爱意。

    薛涛不是成都本地人，她是随做官的父亲从长安流寓到成都的。父亲死后，她跟随孀居的母亲在成都长大。薛涛的才情和美貌在当时的成都官场十分有名，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常常召她侍酒赋诗，薛涛于席间凭她敏捷的才思和动人的容貌倾倒了无数的文人官吏。后来韦皋正式聘请她为官府中的“校书郎”一职，但未获通过。虽然没有获得应有的官职，但薛涛从此长期出入幕府，从韦皋到李德裕，共经历了十一位剑南西川节度使。现在想来，一个地方官奏请朝廷给与一个女子官职，并且让她跟在身边抛头露面，应酬这应酬那，真有点不可思议。其实自武则天做了唐朝的皇帝以后，妇女的地位得以大幅度提升，她们可以骑马打猎，入朝为官，在婚姻上也享有自主权。

    薛涛留给成都人的物质遗存大致只有一口薛涛井了。这口井的水质很特别，清代全兴酒开始酿造时，使用的就全是这口井中的水，酿出的酒液十分甘美。后来由于井水资源有限，又改成一半井水一半南河水。

    元稹曾经有一首《寄赠薛涛))的诗，谈到了薛涛的容貌和才华，说她细腻的皮肤和出众的美貌得益于锦江和峨眉的滋养，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且她的言语宛如鹦鹉能言善辩，文章也如凤凰羽毛光彩夺目。每当词客公卿为一个词、一首诗犯难的时候，才知道蜀中才女是多么高洁敏快，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薛涛因为常在官府出入，所以常常获赠一些物品。有一次节度使赐她一匹红绡，是蜀锦中的极品。她请裁缝缝制了一条长裙，一边试穿，一边写下《试新服裁制初成三首》。从诗中我们可以推测，薛涛除了在官场写诗唱和，而且还要表演一些歌舞节目。这个形象也许正是薛涛的真实形象。

    给薛涛画一幅小影，其实正是唐代成都的缩写：柔媚大方，才情毕现，温婉如玉，令人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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