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书画大师张大千先生，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画荷花的佼佼者，而且也是中国当代描绘人物及仕女画的一代宗师。

　　张大千的人物及仕女画，之所以华丽高雅、雅俗共赏、耐人咀嚼，这固然与其在平时生活中细心观察并精心刻画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在年轻时他受恩师启发，中年时远涉戈壁荒滩三载，临摹敦煌壁画，汲取古人绘画精髓，“借古开今”，方才使其人物、仕女画达到了惟妙惟肖的高层次境界，并在中国当代绘画史上占据了重要而突出的位置。

　　可以说，敦煌之行是张大千人生艺术中最具风采和最为激越的重要篇章，对其人物、仕女绘画艺术的创新升华和独树一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张大千先生敦煌之行的起因、过程、工作以及其中的曲折和艰辛，却为世人所鲜知。

　　出行敦煌

　　张大千早期绘画，师从曾农髯、李瑞清两位艺术前辈，从他们那里初晓敦煌艺术，得知那儿有难得一见的佛经和唐宋人物画像，并告诉他有机会一定要到那儿拓宽眼界，见识一番。

　　抗战初期，30多岁的张大千迁居苏州网师园，与著名美术教育家叶恭绰为邻，结为忘年交。叶多次对张讲起敦煌，认为一个治学搞艺术的人，必须深刻了解中国的文化底蕴，而其源头就在黄河两岸。到大西北去走走看看，不仅会使胸襟和眼界开阔，而且艺术发展也会大有长进。他曾面色凝重地对张大千说：“从明朝至清朝，中国的人物画在衰退。人物画的鼎盛期是在唐朝，宋朝有李龙眠，元朝有赵子昂，明朝有唐寅、仇十洲等人，明末还出了一个陈老莲，而到清朝就后继乏人了。只要你有抱负到敦煌静下心来，用毅力和刻苦多汲取探究古代艺术家的绘画布局、色彩、技法，我相信你的才艺必无可限量，终有超越古人的那一天！”

　　张大千闻后，深受鞭策。应当说，曾、李、叶这三位艺术前辈的谆淳教诲，对张大千下定决心去敦煌临摹、传承壁画艺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1941年元月，国民党元老、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张群（早年与张大千结下书画缘，情同手足）对张大千敦煌之行十分关心，命其老部下国民党第八战区东陆总指挥鲁大昌将军、兰州市长蔡孟坚，对此给予支持与帮助。同年2月初，张大千一行从成都飞到兰州。自进入兰州永登县，就是马家军的防区了，沿途常有土匪强盗出没。再往西行，进入沙漠地带，只能骑马或骑骆驼，风餐露宿，行程十分危险，生活异常艰苦。到了永登县，“由鲁大昌先生致电马步青旅长，说明我要去敦煌的目的。敦煌附近，常有哈萨克流寇出没，请求马旅长保护。马旅长回电欢迎我去，并派兵一连护送我入敦煌。”（张大千《我与敦煌》）

　　当车马劳顿、满脸疲惫、胡子邋遢、身穿驼毛大袍的张大千出现在前来迎接的马步青旅长面前时，马旅长不禁乐了，当众戏称，张大千就像他老家合州东乡卖鸡蛋的老农。瞅着马步青傲慢无理的神态，张大千强压心中不悦，一声不吭地随即取出笔墨纸张，在地上当即写诗一首：“野服裁成驼褐新，阔袍大袖成闲身；无端更被将军笑，唤作东乡卖蛋人。”马接过一看，立刻肃然起敬，惭愧地向张大千拱手道歉，希望海涵。沿途尽管有小股土匪骚扰，但在马家军的尽力帮助保护下，张大千一行顺利到达敦煌。

　　面壁摹画

　　敦煌石窟，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它实际上是敦煌一带石窟的总称，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以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五个庙的石窟等。其中，莫高窟为敦煌的艺术中心，开凿于公元366年，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十国、宋、西夏、元各朝代，拥有一千多窟龛，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集壁画、雕塑、建筑等为一体的恢宏的艺术宝窟。敦煌壁画艺术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约一千年。窟中壁画，从天花板一直延伸至墙角，从北魏一直到元朝，各代画法嬗变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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