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文化—江西画院—激荡中国的江西书院
一千多年的历史,如滔滔江水逝去。21世纪,人们用探索的眼光审视跨越千年的种种文化印记时,那隐藏于深山乡野的一座座江西书院,虽遭遇几代兴废,却依旧突兀在时空激流中,成为中国思想的文化杏坛。遥想古代圣贤们,为了寻找中国儒学的真谛,从四面八方汇于江西,名师鸿儒们在各家书院披卷吟读,碰 撞智慧,传承思想,用不朽的篇章激荡着整个中国。
六朝风雨颠沛中国 江西书院追风千年
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与姑母太平公主,赶走了少帝李重茂,杀了掌管大权的皇后韦氏,继承父亲李旦的皇位后,不想公元713年,太平公主欲再次政变,已是经过风浪的李隆基先发制人,赐其死,诛其党,唐代由此进入了开元至天宝长达40余年的鼎盛阶段。
因政权稳定,唐玄宗便在长安城内设官办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校刊、收藏经籍。这一举动,刺激了中国的文人骚客,由此天下文风、学风更盛。从当时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发起“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便可以管窥出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至804年)到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至820年),唐朝文化的空前繁荣。
就在“开元盛世”间,素有人文之乡美誉的江西,便有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之一。从唐玄宗晚年,太监高力士握了大权后,一面挑拨离间为非作歹,一面用美女香体疏离玄宗和书本、书生间的关系,以免老皇帝读了书忧心国事,使太监们失去权力。后来,昏庸到让人以打球来赌西川节度使、斗鹅赌资高达五十万钱的唐僖宗继位,便闹出京城地区发生蝗灾,深信地方官报告说“这些蝗虫不吃皇家庄稼,都吓得抱着荆棘自尽了”的笑话。在这个背景下,黄巢领着农民军大败唐军,在长安建“大齐”,此时农民出身的安徽人朱温已是大齐功臣,朱温经过降唐又灭唐的反复后,使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动荡局面。此时,由于战争连绵,朝中国子监终日无所事事,官学几乎废弃,但是江西人私人办学的风气,虽经颠沛,却依然存在。直到铁马金戈下,不息的烽火烧完宋、元、明、清,江西的书院也如中国历史巨浪下的一堵磐石,时而破浪而出,激起千堆白雪,时而又隐入浩瀚大洋,默默无语。
江西的书院跨越千年,无论官办、民办,无不引来名师巨儒,洋洋洒洒激荡着整个中国。书院研究史专家们认为,从“开元盛世”开始,书院遍布江西,并数度“独领风骚”。据清光绪《江西通志·书院》记载,江西书院达526所。有学者根据其他各种史籍、志书、笔记、碑刻统计,认为江西古代书院足有千余所之多。除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外,各朝代都有书院名闻四海,在中国书院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白鹿李渤江州苦读 名家朱熹力挽狂澜
唐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不愿涉足官场的李渤与兄长李涉从长安跋山涉水到了庐山。中国书院研究专家李科友告诉记者,两兄弟选五老峰下一四面环山,俯视如洞的地方盖了间茅草屋课志于学。由于两人的到来,当地学者和儒士纷纷到此切磋学问,吟诗作赋。因李渤养了一头白鹿,所以,李渤被人称为白鹿先生,其居所为白鹿洞。公元821年,李渤在大家韩愈的劝说下,出任江州(今九江)刺史,其勤政爱民,为民进谏成为美谈。李渤当了刺史后,更知以学治国的道理,便在今德安境内筑了李渤书院、在江州郡城内修了景星书院。后白居易由长安赴杭州任刺史经过江州,久闻白鹿洞之名而往访并与李渤见面,为白鹿洞题诗一首。
五代时天下大乱,开始有人在此隐居,读书。公元904年,南唐朝廷在白鹿洞建庐山国学,成为庐山国子监,朝廷官员李善道、朱弼主持学务,四方学子慕名而来,生徒最多时达好几百人,南唐中主李由金陵迁都南昌途中,视察了庐山国学。公元976年,南唐已亡,九江百姓遭受兵马之灾,庐山国学成为废墟。宋初,九江人在废墟上建起白鹿洞书院,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将国子监刻印的《九经》等书赐予白鹿洞书院。由于得到皇帝的关注,白鹿洞书院立刻名扬四海,学生有近百人,被列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公元980年,白鹿洞主被调走当官,白鹿洞书院再废。公元1002年,宋真宗赵恒颁发一道圣旨,全国兴起研学之风,白鹿洞书院得到修缮。公元1054年,白鹿洞书院毁于兵火,从此荒废百年多。
到了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任南康军时,感慨万千,立誓修复白鹿洞。虽然其行为被朝廷视为“怪事”,但朱熹依旧筹措资金将书院修复,并招生聘师,向各地发文征求图书,把《四书》、《五经》纳入教学课程。同时,朱熹请南宋理学家另一派代表吕祖谦为修复工作写记,交流学识。恰巧,理学又一派代表人物陆九渊从金溪来访白鹿洞书院,在朱熹的盛邀之下,登台讲学。陆九渊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令在场的学生和客人热泪盈眶,在朱熹的要求下,陆九渊将这段演讲内容写下,被刻在石碑上。朱熹在南康任职的两年时间内,是白鹿洞书院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
两理学大师三日斗嘴 门徒立鹅湖书院纪念
象山书院为南宋中国著名书院之一,位于贵溪上清镇天应山,创始人为南宋著名教育家陆九渊及其门徒彭世昌。
宋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陆九渊的门徒彭世昌到贵溪找老友登山游览,忽见天应山林茂泉清,犹如人间仙境,便与朋友商量,在此搭建院子,请陆九渊上山讲学。当时,陆九渊正以祠禄官闲居故里,加上宋代书院制度盛行,白鹿洞书院经朱熹、湖南岳麓书院经刘琪重修,白鹿洞书院由朱熹聚众讲学,名闻遐迩,此情此景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办学念头。在彭世昌的恳请下,陆九渊在天应山开学讲课,办起学校。然而,陆九渊开办书院并非易事。他和弟子们在天应山找到一座破庙,因为彭世昌囊中羞涩,陆九渊家无积蓄,好在有妻子资助,书院倒也日见雏形。第二年春,陆九渊带着两个儿子在山上建了一居所,学子们环绕其居所各自结舍,便成了象山书院。
李科友说,陆九渊在居室前看见天应山如一头巨象,就把天应山改为“象山”,把自己称作“象山翁”,书院取名“象山书院”。在书院,当学子们有问题时,陆九渊的儿子陆持之也会当一回“助教”。陆九渊教育的一大特色就是颇似禅宗“机锋”的谈话教学。如一临川学子初见陆九渊,陆便问:“每日如何观书?”学者答:“守规矩。”陆再问:“如何守规矩?”学者说:“伊川《易经》、胡氏《春秋》……”陆忽然呵斥:“陋说!”过了一会陆说:“何者为规,何者为矩?”学者无言以对。第二天,陆为这个学者解开了答案。
虽然陆九渊和朱熹都深受理学开山祖周敦颐(公元1017年至1073年)的影响,但两人在理论上可谓水火不相容,由此在理学发展史上导致了一场重大事件———鹅湖之会。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双峰并峙的理学大师朱熹和陆九渊在吕祖谦的邀请下,赶到铅山的鹅湖寺会晤,“相与讲其所闻”。朱、陆二人一直因“道问学”、“尊德性”的学说上各执一端,成为中国理学两大派系。吕祖谦邀两人到鹅湖,希望双方能够调和学说,到场的还有吕祖谦邀的一些浙江学者。没想到,陆、朱二人在鹅湖呆了10天,就争辩了3天,所争论的问题非常多,中心问题为“论及教人”。朱、陆的主张分别是“先致之而存之”和“先存之而以易简自高”。当时正是春末夏初,山雨初霁,泉声丁冬。在场各位衣冠楚楚,静听双方辩论,难得盛况,让人感受甚深。
虽然,辛弃疾和陈亮也有过“鹅湖之会”,但“鹅湖之会”是中国书院史上最早也是最大的一次辩论会,理学门徒们为纪念朱、陆二人的峰会,便立了“鹅湖书院”。
义门陈氏创大书院 私立书院林立江西
东佳书院是中国书院史上最早拥有学田、订有教规、聚徒讲学的私办书院。李科友说,东佳书院位于唐代浔阳县(今德安傅山下),这座中国历史上最早具有学校完备体制的书院的创建者,是鲜为人知的陈崇。
陈崇是南朝陈文帝第六子宜都王陈叔明的后裔,是浔阳县蒲塘场太平乡常乐里永清村义门陈氏家长,义门陈氏在浔阳人丁兴旺,耕读传家,孝义相处,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典型的、罕见的封建大家族。
虽然陈氏家族的帝业已烟消云散,但重文重德重教育的家风却未曾消退。唐僖宗时,陈崇任江州长史,与官僚贵族交往很深,深知要修身齐家治国,只有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于是,陈氏家族出资,在陈家庄创立一所二级学校,低级的是“书屋”,高级的称“学堂”,除有专门的校舍外,还配置学田作为固定的教育基金。
李科友介绍,东佳书院的“书屋”为蒙馆,每年正月开学,冬月放假,儿童7岁入学,15岁“毕业”,成绩佳者,可进东佳书院的“学堂”继续深学,稍有成就者就参加科举考试。
东佳书院起初只收本族弟子,后来向外开放,好学有志者都可进来,因此成为江南著名的学院。从唐玄宗开始到北宋嘉7年,义门陈氏的332年里,唐、宋年间的五六位帝王先后“旌表其门”。公元997年,宋太宗赐御书三十三卷,并为东佳书院提笔写了“真良家”三字。在皇帝的支持下,东佳书院当时因藏书无数“号称天下第一”,全国知晓,引来不少文人墨客赋诗赞颂。
由于义门陈氏名声大振,宋仁宗恐其势力太大难以管束,使出坏点子让陈氏散于全国各地,东佳书院因无人管理,迁到德安县城内,改为“义门书院”,由官方管理。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改为“河东书院”,300年后的大清朝改为“敷阳书院”,光绪27年,清廷通令全国书院改为学校。东佳书院前后有1000多年的历史。
桂岩书院在高安市城北30公里之外的华林山乡。如今,桂岩书院已然不复存在,只依稀留有跑马坪、歇豪亭、紫翠亭、花园等附属建筑的痕迹。
据中国书院研究专家李科友介绍,桂岩书院的创建者是高安人幸南容。幸南容在贞元9年(公元793)考中进士,后官居国子监祭酒(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称为祭酒)。公元814年,幸南容告老还乡,在高安创建桂岩书院,搜藏经籍,开馆授业应对科举考试,成为中国最早的聚徒讲学书院之一。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时的吉州(今吉安)通判刘庆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大把的银子,在永丰建了中国第一座私立书院———皇寮书院。在中国古代书院1000多年的历史中,江西是书院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并数度“独领风骚”。
华林女学创全国之首 梁寅邹元标不甘寂寞
奉新的华林书院,为奉新大家族胡仲尧于公元984年所建,纯属私立学院,其特点类似于义门陈氏书院,皆为封建大家族的产物。但华林书院在历史上有其独到之处,就是重视女子教育,此为全国首创。
由于封建社会讲究“男女授受之嫌”,故胡氏女性读书多采取自学的方式。而且,华林书院因具有家族化的特点,所以有“男”“女”两个食堂,这两个食堂也是书院男女生分膳的食堂。为了鼓励女子读书,华林书院的女生和男生一样,只要有名儒前来讲学,女生们便坐在幔帐之后聆听。胡氏家族世代聚居,书院师生济济一堂,相互影响,随着女生学风的形成和发展,书院的女教师也应运而生,当然,担任书院女教师的大多是华林世家的“奇女子”,她们天资聪慧、持躬淑顺,被华林世家称为“巾帼宗师”。有趣的是,这些“巾帼宗师”既是其子女的启蒙教师,又是丈夫的亲密同学,她们在胡氏家族与华林书院间架起一道教育桥梁。
江西历代书院层出不穷,到公元1577年,王守仁的弟子邹元标苦心研究心学,中了进士后进了刑部当官。因为邹元标为人耿直,弹劾了首辅张居正,惹得张居正全力在朝廷上参劾他,明皇帝大怒,当廷杖责并贬官,在他回家途中,险遭暗害。8年之后,张居正病死,邹元标被朝廷重新起用,他就奏请朝廷恢复全国书院。没多久,他又弹劾其他人而被贬,便因病告老还乡,在吉水主持仁文书院,并讲学于青元会馆、白鹭洲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讲学生涯达30年之久。
在此200年前,新余人梁寅创建的明代私立石门书院也是中国古代书院史上的一朵奇葩。梁寅出身贫寒,自幼天资聪颖,国子博士儒学提举刘有庆提到他时,赞不绝口地说他是“真韩(愈)苏(轼)之才也”。但梁寅却因“文尚高古,不谐于世”多次应试举人而名落孙山。于是,他精学理学,被朝廷录用,在礼局修述礼乐,让诸儒折服,被列入明代“五大学问家”之一。1392年,梁寅在南昌讲学,后因母亲病死,他回乡开了宗濂书院。第二年,他的门生雅志在南昌应试夺魁,梁寅顿时名声大噪。1366年,时局混乱,梁寅拒绝当官,回到家乡开了石门书院,广纳门徒,教育人才,了却一生。梁寅死后,他的弟子翰林学士金幼孜为谢恩师,手书“夫子堂”匾额悬于石门书院。清乾隆帝钦佩梁寅“为人师表”的精神,钦题“文宗堂”匾额悬于书院,此后,梁寅后代将“石门书院”奉为圣地,训导后人。
白鹭洲推动吉安学风 王守仁顿悟朱学破绽
坐落在吉安的白鹭洲书院是江西古代三大书院之一,始建于南宋淳元年(公元1241年),至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废,1905年改为吉安府学堂,历经600年的历史兴衰。
白鹭洲书院的创始人是大家江万里。他任吉州知州时,见赣江中心有一绿洲,环境优雅,景色迷人,是读书的好地方,便在此建了白鹭洲书院。虽然当时条件很差,但在名师欧阳守道的指导和管理下仍旧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推动了吉安文化教育的发展,如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邓光荐、爱国诗人刘辰翁“皆出其门”。1257年,白鹭洲书院学生文天祥考中进士第一时,与其同年考中进士的吉安学生达47人,且大多为白鹭洲书院学生,几乎占全国录取人数的九分之一,为全国之最。宋理宗闻知后,欣然题“白鹭洲书院”额匾以赐。
李科友说,“自欧阳修崛起于宋”,吉安便文化昌明,人才鼎盛,“名儒巨哲代有闻人”,宋代的3个宰相文天祥、周必大、刘沆,以及“宋代吉州进士及第者亦达700余名”,以致吉安文风盛行。
明代初年因朝廷重视科举,罢了荐士的旧制,致使书院讲学之风几乎消失,因此白鹿洞书院一度衰落。大教育家王守仁是书院制度的热心倡导者,所到之处,广收门徒,遍建书院。赣州的濂溪书院,便是王守仁巡抚赣南时所建。当时,白鹿洞书院洞主蔡宗衮是浙江山阴人,与阳明先生王守仁同乡,当他得知王守仁在庐山游玩时,便盛情邀请王守仁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以提高书院的知名度。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五月,集门人于白鹿洞。是月,先生有志归……”王守仁年轻时,曾一度崇拜朱熹,他21岁中举人,开始对朱熹的“格物穷理”的哲学思想下功夫研究。朱熹说,一草一木都涵有“至理”,必须一件件地“格”尽天下之物,才能豁然贯通,体会到完美的“天理”,成为圣贤。于是,王守仁立在亭前,从秋风中抖动的一丛翠竹开始“格”起,七天七夜结果一无所得地病倒。失败的王守仁忽然明白竹子的自然生长与朱熹的“天理”并有相适之处,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相较是毫无根据的。王守仁找出偶像破绽进而对做圣贤的道路产生怀疑。苦苦思索的王守仁在白鹿洞修道问禅,为他后来的心学创立奠定了基础。
一贯强调“知行合一”的王守仁“复南昌,擒宁王”后,由于朝中有人弹劾他曾在宁王府中讲学,致使王守仁躲在庐山待朝命。在其戎马倥偬之际,设讲坛、收门徒、修书院,兴办教育,大倡其学。同时,王守仁还与名流切磋学问,突破了朱熹、陆九渊的学说,活跃了学术气氛,为统治者找到统治依据。他的学说东传日本,江西的众多弟子被历史上称为“江右学派”。如今,赣州仍有王守仁讲学的濂溪书院和阳明书院。
后记:
江西书院在中国历史上的举足轻重,是不争的事实。有专家学者研究之后,拍案惊呼,历史名人宋之问、张九龄、孟浩然、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刘禹锡、阎立本、陆羽、颜真卿等等,如颗颗耀眼之星忽然散布在赣地名山大川……
有资料称,自宋代至明代,江西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重地,书院讲学之风大兴,学者层出不穷。仅从书院来看,在明代1239所书院当中,江西地区就有238所,占五分之一。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心学风行大江南北,江西成为王学传播与发展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程朱理学及其他各种学派也并未拱手让出讲坛,而是积极活动,自振门户,与王学诸派交相辉映。在学术争鸣中,王学诸派逐渐取得优势,特别是王学左派———泰州学派的传播,更给江西学术带来强烈的“异端”色彩。这种王学取代朱学,并进一步向异端化发展的趋势存在于整个晚明江南社会中,反映着一种新的社会要求和时代取向。
但是,现代人用科学的眼光去凝视古代赣文化时,江西书院作为封建专制的产物,依旧影响了赣文化的健康发展。虽几经炮火的洗礼,有较大的改善,但它许多方面的不足,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唯一现象。
江西书院几度沉浮,塑造出周敦颐、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一代大家,也造就了江万里、文天祥、谢叠山等历史众星。
凝视历史,逝者如斯,江西的“文化之邦”概念在现代日趋模糊。一千年前,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学者认为这是王勃对江西文化发展的预言,那么省城南昌的“阳明路”、“象山路”、“叠山路”是否是一个符号,昭示着江西辉煌的过去和奋进中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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