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总是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为自己生命的重要构成，不管历史如何变迁，总是守着自己尊奉的文化不放，甚至不惜性命地千方百计传民族文化于后世，奉孔子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为立身之铭，若曹子恒视文为“不朽之盛事”，这种思维和固执的精神害苦了历史上不少文人。
　　有清一代桐城多出仕人，有方以智、方苞、张廷玉流的腾达飞黄，亦有戴名世辈的可悲厄运。以戴名世与方苞而言，俩人自康熙三十年在京师同贡于太学相识，其后近二十年，俩人交往甚密，在颠沛的生涯中，互为知音，于古文创作相与切磋亦相互推崇，并盛名于时。然而后来，在清统治者对汉族士大夫笼络与威压并举的政策下，一个飞黄腾达至君侧，一个蒙罪惨死于刀下，命运相迥，判若云泥，这是为何呢？
　　这恐怕要从人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心态方面去找原因。明朝的覆亡震憾了汉族士大夫的心灵，使他们陷入沉痛的反思，对有明一代的政治、哲学重予检验和批判。他们或希望通过翊护程朱理学以挽救颓败的世风，或者希望通过对理学的剖析和批判来还儒家道统的真面目，这正表现出当时在时代的囿限下封建士大夫的思考与探索，不屈与抗争，由是造成清初经学的复盛。皮锡瑞说清初“王、顾、黄三大儒，皆尝潜心朱学而加以扩充”，其意图正在于通过依附儒家经籍以保存民族意识，通过整理古代学术以阐扬民族精神。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正决定了戴名世的思想和命运。
　　也许是久受桐乡儒风侵润，生长于清的戴氏却偏偏对晚明萦怀情愫，恨国家堕而篡于乱贼之手，宗社坵墟，璇枢无望的悲苦，使他只得怀着遗民之念以孤高自许，誓为僻乡的博学高隐之士。在满清严威统治下的中国，到处充满了镣铐和呻吟，那些负有气节的遗民志士，其地位和境遇是极困顿艰难的，其精神和思想亦是极矛盾痛苦的。在我们今天看来，明清两代同是封建王朝，没有根本区别，但在于明末清初的汉族士大夫来说，封建伦序上当然要尊奉明朝，这是大节所在，顾炎武提出“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旨意就在于此。倘他在南山下开馆授徒终身倒也罢了，却偏耐不得穷寂，经不住康熙帝的功名，后来披尘奔科举途上去求利禄了，唱起“今天子盛德神功”的颂歌，前倨后恭，判若云泥。促使戴名世晚年致仕事清的原因，除了他家庭生计的艰难和有志参与撰修明史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康熙帝的崇尚程朱与他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使他改易了遗民终身的旧愿，去润饰太平。
　　可怜考了二十多年，待进士及第，巳经五十七岁。这时该安享荣华了，然而，他却文人脾性发作，固有文化的情结作怪，竟想起去搜寻南明史料，欲撰明史以求不朽。官修明史在当时要真实记载南明抗争的史实是不可能的。戴名世很担心南明宏光，隆武、永历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的残喘历史因此而湮没无闻，于是他时访明季遗老，考求故事，兼求明季野史，参互校订，以冀成书，来寄托他的遗民之思，发扬汉族文化的辉光。然而，奴才是难做的，清政府残酷地绞杀一切违逆现政权的汉族士大夫，哪怕只是意识上的反抗也不容许，皇权统治下的大清怎能容许有人抱着故国之思不放呢？他的行为与其大清翰林院编修的身份有悖，当然为力图扼杀民族意识和文化的清王朝所不容，他的悲剧便是必然的了。天地间只有渴血的野兽和供作驱使的牲口呵！戴名世真的有些书呆子气了，尽做些御用文人最忌的事。进士及第的第二年，便因文引祸，为赵申桥所劾，说他私自收集南明史料，甚至直呼末朝年号，康熙一怒之下，他便丢了性命，险些满门斩首。求功名汲汲何其苦，弃利禄忽忽何其速！戴名世的终于被杀，正反映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汉族士大夫为他人砧上肉的悲惨命运，任你怎样挣扎也难以逃脱。
　　历史转折中的人，由于处在矛盾的峰头浪尖，内心总是充满激烈的文化冲突，入世求功的欲求，留名于史的心愿，恋旧与趋新的缠想，对自已民族文化的执着，屡屡表现为令常人难以理解的悖行。戴名世是矛盾的人，是因为他生于矛盾的世。作为汉族士大夫，他自然思明反清。然晚明政治的腐朽实在令海内寒心，康熙朝的清明鼎盛却历历在目。避世高隐与求取功名的矛盾始终纠结于心，虽然功名之心后来居上，但思明的情结从来未泯。于是便有了中进士后的反思，欲揭明之失，吊明之亡。他总想著书立说，立弘愿将其民族文化之传统传承下去，为保守那一份自由的民族文化精神，以避免有一天全民族出现让他伤心的“异化”。以致于自身被异族统治和异族文化的轮毂所碾碎。
　　戴名世如此，历史上蹈矩者亦多。陈寅恪先生在谈到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时，曾说王国维是被“文化所化”之人，是以身殉了即将销亡的文化，其实戴名世早已为其先楷。有许多像戴名世一样矛盾的人，才有那许多文人自相矛盾的文章，许多矛盾的事情，这便是历史。伟哉悲哉，千古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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