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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文化—徽学—天堂里的徽州

2018-01-29

出处：族谱网

作者：阿族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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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文化—徽学—天堂里的徽州,一我是徽州人，生于斯，长于斯。少年时伴着“七尺男儿国是家”的宏愿，辗

一

    我是徽州人，生于斯，长于斯。

    少年时伴着“七尺男儿国是家”的宏愿，辗转南北十数载，期间有很多的机会和足够的理由让我客守异乡，但我最终又回到了徽州。个中缘由从未细究，直到有一天偶然间翻开《胡适口述自传》，劈头的一句话便是——“我是徽州人……”

    胡适先生学究通人，尚客思凄迷，常故园东望，乡情依依，想我辈凡人恋土思乡，亦情属自然。

    工作关系，常接触各方人士，也就时常有异乡人对我说：徽州山肥水美，钟灵毓秀，就景致和环境而言，堪称人间天堂。这里的山水田陌，无一不秀；村落民宅，处处皆“品”。能说这话的当然都是些鸿儒雅士，然而他们全都不例外地把徽州，包括徽州的文化用一处风景几座老宅来概括了。诺大的徽州，独树一帜的徽文化只落下片言只语。

    可是，徽州不是用一处风景几座老宅就能代表得了的。在这片土地上，昔日曾真真切切地存在过天堂人间，存在过文化的灿烂、科举的荣耀和物质的奢华。她的枝脉一如当年行走于大江南北的徽商脚下的路，在岁月流转中，树起了屹立数百年不倒的赫赫盛名，带回了那难以胜数的豪宅巨富和“状元故里”的尊荣……还有，胡适先生晚年殷殷北望的目光和孙起孟先生用休宁方言诵词的吟哦。

    无论从那一个角度审视徽州，她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域名词，她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单元，一种自南宋至明清引领时代800年，素为世人景仰的区域性文化的经典之作。与他处不同的是，徽州自古便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种开放和包容同样延伸到了文化上。历史上四次北方强宗大族的南迁，使得中原文化与南方山越文化耦合并得到思辩性的升华。徽州特殊的区位使得徽州成为多元文化的最佳接纳地，也使得徽文化兼具南北之长并最终形成了特有的浪漫、优游、柔静、华美的精神特质。

    尽管徽州一直藏身于万壑丛中，但她的博大和活力常使研究徽学的专家学者感到吃惊，而她的表现形式却又是如此的精美、雅致和令人称道。我们已经习惯向外界描述这样的徽州：宗祠前高高矗立的旗杆，木雕窗棂映衬出的如画山水，随走随见的文物胜迹，寻常百姓风雅的谈吐，以及案头一方古砚、几杆枯笔。还有，精心保存着的历史的一隅，一些残存的文明碎片……。我们也一直在试图用这些仅仅停留在器物文化层面的东西来复原历史，来物化文化，来向世人诠释文化的徽州，虽然这远不是徽州的全部。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能不能得到专家的认可，是文化造就了徽州，徽州又成全了文化。徽州文化是千年徽州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现在的徽州遗存更多的是精神文化层面和制度文化层面下的底蕴。七、八年前，一位朋友向我提出了“徽学”这个概念，说应当把徽州文化，把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徽学”作为与敦煌学、藏学比肩而立的中国三大地方学之一来对待，来加以研究。这一观点使得当时身为报人的我闻听后精神为之一振，遂立即将这些想法和观点诉诸文字广为宣扬。记得当时的主要论点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徽州文化是对中原文化的包容整合，尤其在明清两朝，更是达到了巅峰。现存徽州文化，是现存中华文化的缩影。徽州文化始终在弘扬着中华文化，其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极好的弘扬。人们从现存的徽州文化上，足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特色、风姿和曾有的辉煌，看到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力量。

    而且，徽州文化的某些部位甚至还超过了中原文化。徽商还曾与晋商一道把持着中国经济命脉数百年。乾隆年间，仅扬州盐业的徽商资本就达五千万两，而清朝最鼎盛时期国库的存银尚不过七千万两，以致乾隆皇帝竟然发出“富哉商乎，朕不及也”的喟叹。

    八年过去，“徽学”终成显学。当初提出“徽学”概念的朋友已经去了安大做起专门研究“徽学”的教授。我则转而行政，对“徽学”的关注点也由之趋向现实化和实用化，转而探究一个地处偏远的内陆腹地创造出文化商业奇迹所必须具备的经营理念和文化基质，以及对今时今日的借鉴作用与意义。

    也许是多年的职业习惯，我一直试图用最简洁的表述来告诉世人什么是徽州。是曾经拥有的足以敌国的财富？还是由财富作为强大支撑而凸起的文化？抑或是那支纵横南北卓尔不凡的徽商？曾有的这一切，于今日其痕迹依旧清晰，无数的历史文化遗存至今仍矗立在这片土地上默默的向人们昭示着昔日的荣耀。

    然而，我知道，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徽州。徽州也决非几篇文章、几幅图片就可以道清。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上，徽州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流派和风格，如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剧、徽派建筑、“三雕”、徽菜等等。作为中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徽州这一独立文化单元中最富人性化和最卓有成效的部分应该说是徽式教育，尽管她谈不上什么流派，也极少被人提及。可是，她曾经是那样的辉煌，辉煌到她有着“中国第一状元县”。

    说来惭愧，在我不遗余力地向各界推介古徽州、宣扬徽文化的几年中，我一直不知道古徽州一府六县中有一个“状元县”，那就是休宁。直到休宁县工作后，我才见到这样一组数据。从唐武德五年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止科举，1300多年共录取状元800多位。以全国计，3个市县才有一个。而休宁从宋嘉定到清光绪的600余年间，本籍与寄籍状元合计占去19个席位，远远超出曾经一度名声显赫的苏州任何一个市县，稳居全国之首。况且，休宁只是地处偏僻的山区小县，面积不过2000多平方公里，当时人口只有十七八万。

    绝少有那一处有着像徽州这样扎实的教育基础，也绝少有那一处有着像徽州这样辉煌的教育成就。区区休宁一县一十九名状元及古徽大地数不胜数的进士、举人，这等光曜、这份自信可以说举世无有争锋。这是徽文化中较为张扬的部分，是一抹亮色，是最让徽州人尤其是休宁人得意的事。

    科举的得意是徽式教育最好的注释。即便在今日，一种教育模式的成功与否，其最直观、最具说服力、最易为社会公众及受教育者所接受的评判标准是考试成绩，即我们常说的升学率，于古时则为科举。

    虽说科举成败不能完全体现学子素质的高下，但她至少是衡量教育体系是否完备的标杆。教育作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她和文化在任何时空都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一种发达的文化必然伴随着一整套优良的教育体系，宛若一对孪生子。徽州文化与徽式教育尤为如此。如果说徽文化是中原文化的缩影，那么，古徽州的教育堪称中国古代教育的样板。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作为中国科举制度的特殊产物，状元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也是古往今来人们推崇备至的“偶像”和津津乐道的话题。时至今日，状元仍然是各行各业佼佼者的代名词。

    徽州学子于明清两朝在科举上的空前成功，毫无疑义得益于徽州文化，得益于徽式教育。在这里我无意评价科举制度的优劣。我个人最初了解的科举源自课本上的《范进中举》和舞台上的《秦香莲》，其表现出的荒唐和冷酷令我感觉到摆脱这种制度的幸运和轻松。但是，科举毕竟在中华大地上实行了一千三百年。可以说，她一直伴随着中华文明史，并为国家遴选了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官员。而状元更是其中的皎皎者，仅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有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文天祥等等，当然，还有秦桧。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选官制度和人才擢升的主要途径，科举考试虽然包纳了一定的弊病，但与以往的“世卿世禄”相比有了极大的进步。科举的出现，使社会各阶层人士，特别是下层读书人，有了进入仕途的机会，避免了世家大族的世袭垄断，成为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风貌的重要人文基础。

    历朝考试制度的实质是依照规定的考试形式与考试科目，在基本固定的时段与地域范围内，按照考生成绩优劣，擢举一定数额人选。考试内容、形式和科目以儒家经典文献的释解、诗文写作、对国家大政的策问为主。在科举考试中获得进士乃至状元的文人，必须具有深厚的经学、文学功底，对国家大政、治国治民方略有敏锐观察力与独到见解，这些仅凭寒窗苦读是不够的。数以亿计的考生只能产生800名状元，试问天下还有什么样的考试难过科考。

    不管今日如何看待科举，我们都必须承认，徽州尤其是休宁在教育上取得过巨大的无与伦比的成功。这一份成功也一直绵延到现在。仅建国后的50余年里，70多位皖籍院士中，休宁籍院士便占据4位，名列全省前茅。

    我所接触过的很多专家学者都曾问过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休宁乃至徽州的人才可以如此地密集出现？我确实无法完整地置答，但我知道，现今我们在讨论一个地方教育成功与否，往往容易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习俗。习俗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一个地区一旦形成某种观念与传统是不易改变的，她将以特有的惯性推动着人们不断运转。古徽州各县勤于诗书，习文重儒，早已成为民间通行的风范。这一点对于促进当地教育投入和人才培养所起的作用，会远远超过官方的布化，也是人才不断涌现的关键。单纯以教育学的观点来说，一个地区内人才的密集出现是需要一定的社会背景的，教育成功与否和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有着重要关系，尤其是与地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徽州恰好具备了取得成功教育的前提和条件。经济上，有称雄中国商界300年之久的徽商的支撑。商人雄厚的财力和流动性，又为他们的子弟延请名师、四方游学、广交名士、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创造了有利条件。诚如胡适先生所说：“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与休宁的同事、朋友谈论状元话题时曾戏言，科举的产生似乎是专门为休宁制造一个扬名天下的机会，但休宁似乎并没有把握住这一天赐良机。事实上，这一机会也很难把握。因为，19名休宁状元没有一位在其一生中做出过足以让后人称道的成绩。因此，休宁人也就极少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重新来定位 “中国第一状元县－－休宁”，我们还可以通过对状元之所以能如此高密度地在某一地域产生的原因分析，探寻休宁的人文地理和教育问题。

    事实上，徽州教育带来的不仅仅是科举的成功，她的作用更多地渗透于徽商的经营理念，并对徽商心态的定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最终将徽商推向极至。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时代，经济与文化都是相互依存的。文化乃至教育若失去经济的支撑，势必会难以为继。而经济少了文化的维系，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早在五千多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用楔形文字在泥板上记下收支情况，从那以后，人类就将经济与文化结合在一起。然而，从来没有任何一支商业力量能像徽商那样，把这种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中国历史上，徽商是一个奇特的存在。有如在一夜间暴富，又在刹那间灰飞烟灭。大喜大悲的历程，仿佛是历史的刻意安排，要让我们感悟些什么。所幸距徽州鼎盛时期并不很遥远，似乎还能触摸到那段过往。

    “贾为厚利，儒为名高”，贾、儒迭相为用。在传统商业中，唯有徽商将经济与文化结合得丝丝入扣，密不可分。作为绵延已久的乡土文化，徽州文化的地域性极强，她在吸纳和整合了中原文化后，又添入了新安江的因子和黄山的经脉，因而极富张力。这种文化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徽商跌宕起伏的命运。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代以前的徽州人的生活远没有其后世的安逸，而是十分的艰苦。这就解释了过去徽商良好经商习惯的形成和吃苦耐劳精神的本源。有首民谚在古徽州流传甚广，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十六个字道出了徽人从商的普遍性，以及从商的无奈和行商的艰辛。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当时徽人的无奈和艰辛有多重。在这首民谚末尾还有两句，是一位母亲对即将外出从商的儿子的嘱咐：“孩啊，这一去成功就是娘的心头肉，不成做鬼也孤幽。”就是说不成功，便成仁。要么衣锦还乡，要不就客死他乡，没有第三种选择。这与我们常念叨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形成的反差足以让我们体味当时徽州生存条件的险恶。不要怨母亲的决忍，只能怪现实的无情。不难想像，无数的徽州少年是怀着必死的信念走上行商的道路的。

    环境越是恶劣，刺激文化成长的力量就越强烈，人们潜在的创造才能被挑战刺激起来了。因而古徽州孕育的文化，很自然地形成一种独特而又成熟的体系。这就是徽州精神，一种由无数徽州少年蹒跚的背影交叠而成的信念，一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精神。

    天堂里的徽州于此奠定了基石。

    至清一代，徽州商人的资本、规模和经营方式、经营种类均达到了传统商业的极至。徽商乃至整个徽州，包括徽州文化也随之登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揣度当时徽商的心态。是踌躇满志，“一览众山小”；还是继续地谨小慎微，财不外露？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及已经走到这一步的徽商，所凭借的不再是有形的资本，而是依靠徽州特有的文化底蕴和商业运作方式。在儒学氛围中成长的徽商，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准，这是与同样称雄于世的晋商的最大区别，也是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关键所在。

    令其他商帮无法理解和效仿的是，徽州商人经商的最大资本竟然是掺杂着释、道思想的儒家文化。徽商在把勤与俭，以及诚、信、义等儒家文化，落到实处过程中建立起有自己特点的贾道和营运的型式。至明清治学业儒的风俗达到高潮。明清之际，盐业是“官督商办”，其获利之丰远超其她行业，朝廷因此对她的生产、营销和课税等有着严格的规定。由于盐业的重要性，盐政官员均非等闲之辈，不仅品秩较高，且精通翰墨，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便成了盐商与盐政官员结交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手段，并且是紧密官商关系的重要纽带。

    徽商发达后，雄厚的财力让徽州渐成富庶之地，各种文化形式相继兴起，徽州文化俨然自成一派。一个文化与经济互动的良性循环体系就此形成，天堂里的徽州也就此成型。

    独特的文化优势使得徽商成就了奇迹，但也就是这种太具优势的地域文化，最终覆灭的一代徽商。19世纪末，以实业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携带西方现代文明席卷中华大地。这是一个新旧经济交替的时代，中西文明于此发生激烈的对撞，以徽商为代表的封建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很快便败下阵来。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徽商中的佼佼者如胡雪岩等，也试图借助朝廷的力量来完成新旧经济的过渡。然而，从“程朱理学”的故乡走出来的徽商始终无法跳出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形式，也缺乏大量的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加之“儒商” 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使得他们更愿意把财力和精力投入官场竞逐。于是，在新经济的浪潮中，一个显赫的商业群体瞬间土崩瓦解。

四

    徽商崛起之迅捷、绵延之长久和衰落之彻底，其原因在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一位对徽商颇有研究的人士作了这样的总结：徽商的衰败，先是衰败在清政府剥夺盐商的垄断特权、太平军重创了商业活动和洋货的大量蚕食上，但问题的最终“还出在徽商自己的文化上”。峰峦叠嶂且险峻巍峨的黄山无疑为徽州文化铸进了坚忍的特质，而新安江这条蜿蜒曲折又跌宕起伏的河流，又添就了徽州文化中，或者说是徽人性格中较他处更为圆滑世故的色彩。同时，也给予徽人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致命弱点。这一弱点至少在19世纪末加速了徽商的没落，虽然这不是徽商最终没落的主要成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徽商是倒在了自己营造的璀璨文化上，倒在了徽州学子创造的科举神话上，倒在了由来已久、几乎牢不可破的“官本位”思想上。

    徽商的没落虽然为徽人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怨，人间天堂的风致也因失去了经济后盾而日渐暗淡。站在文化的视角里，这里依旧是天堂。尽管奢华和荣耀已随风而逝，徽州却依然是美丽如昔的徽州。

    在现实的眼光中，徽州乃至徽文化光彩不再，毕竟她已经不能代表新经济时代文化的主流。也正因为如此，徽州人心理的传统负担就格外的沉重。当昔日的天堂而今成为人们发思古之幽情的场所和怀旧的寄托时，徽人的心灵可想是何等的悲凉。当中国的人口版图逐渐稳定，移民浪潮逐渐平息，徽州发达的文化便逐渐沉淀为徽州人稳定的心理结构。曾经激励无数徽州人走出山门，闯荡天下的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已经消耗殆尽，只剩下自然经济的形态和观念，进而，转为麻木和沉沦。

    时至今日，一些热爱徽州的人士仍然喜欢用曾有的辉煌，来掩饰现今的失落。其实我们很清楚，荣光和富足早就随着红顶徽商的逝去而永久性地逝去。翻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有时都不知道应该感到骄傲还是悲哀，也许当文化财产变成文化包袱，文化优越感变成文化负罪感时，骄傲和悲哀之于我们，就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回避不了的问题。

    我们的骄傲在于徽州曾经的所有，而悲哀恰恰在于我们不知道当初何以会有当我们面对被物化为几幢豪宅和数处景点的历史文化遗产时，当我们追忆着过去的荣耀和富贵时，可曾想过荣耀和富贵的背后，印着多少徽州少年告别家乡、离别母亲时的泪眼，又印着多少“徽骆驼”经年累月奔波的身影。而这一切正是徽文化的精髓，是徽州之所以成为天堂里徽州的本源。

    事实上，我们对自己固有的文化——徽文化——的理解已经是不甚了了，甚至是支离破碎，不得要领。即便是在徽学日益成为“显学”的今天，徽学研究也大多只是在整理文献、校勘古籍、疏理史实、解析名物上有成就，但在对徽文化大义微言，即精神价值的阐释上往往不很得力。今日的徽文化往往被狭隘地理解成纯美学意义上和审美视野下的地域文化，传统意义上的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说已不复存在了！

    我们知道，一个文化的活的生命力，并不表现在这一文化遗留的典籍文字中，而表现在由该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普遍的精神价值中。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对典籍文字进行充满存在感与历史感的诠释解读，激活典籍文字中普遍的精神价值并使之以人文的形式显现出来，这一文化才会具有活生生的生命力。

    曾经是一片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土地，吸引着汤显祖以七十高龄仍扶仗前来，留下“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千古绝唱。曾经有一群最勤勉的商贾，大江南北，无所不至。曾经有一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精神，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从而创下了至今仍无人能与之比肩的徽州奇迹。到今天，我们还有这种磁力，这份勤勉和这种精神吗？

    计划经济时代的徽州，因物产相对丰富，当地居民较之周边自然多了一份自给自足的从容。记得当年来徽州打工的多为浙江人。从白云深处伐运树木，在高山之巅修筑公路，劳作的辛苦和生活的困窘一度成为徽州人眼中的笑柄。那个时期的徽州人一定认为自己是天底下活得最好的人。这应该是一种很自然的心态。在经济学中，一直存在着GDP与社会福利的争议。如果以福利为宗旨，而不是以GDP为宗旨，如果以生活最舒适为目的，而不以金钱最大化为目的。那么，“手捧苞芦果，脚踏一炉火，除了神仙就是我”便足以成为人们自得的本钱，良好的自然环境极易形成无欲无求的文化性格。

    但这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徽州，也不是绵延了近千年的徽文化性格。我们所知道的徽州，所知道的徽州人是属于善于闯荡，最敢于进取的中国人之一。今天的上海人、浙江人、江苏人乃至全国各地，都有相当部分是自徽州迁徙而去的。“无徽不成镇”便是这一事实的真实写照。

    二战刚结束时，美国记者报道说韩国人是世界上最懒惰的民族，但同样是这个记者，二十年后再次造访韩国，却惊奇地发现：韩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韩国人还是韩国人，何以有了天壤之别。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大声呐喊：“徽州依旧是徽州，徽州精神何以不再？”

    应当看到，也应当承认我们的滞后。观念的陈旧、行动的迟缓，在这个现代市场挑战日益加剧和全球化进程日趋加快的时代，我们距离主流有多远？“世外桃源”业已不复存在。现今社会的多元化和开放性，使得不用我们去邀请，外来文化和经济理念就已经长驱直入。我们不妨盘点一下，在世纪初的新经济中，我们这块土地上有几处新经济模式是由自己支撑着。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反对外来的冲击，它给予我们的益处只会比我们所能想像的要多得多。当市场经济的汹涌而至，当广东人、浙江人、江苏人乃至湖南人、江西人都已经搭上快速增长的列车，当徽州不断被来自域外的挑战，被周边经济的所冲击得面目全非，并且终于到了某个临界点时，我想，徽州新的历史应该就要掀开了。

    今天，徽州已经在感觉到了生存的危机——面对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挟着“完美风暴”呼啸而来的新经济，我们这个曾经创造了诸多文明奇迹的，又恰恰因为这种文明太过灿烂而显得心事重重、步履维艰的“东南邹鲁”，站在新经济的门槛上，竟会像孩子一样的慌乱，可新经济没有也不会给我们多少机会和时间。——昔日的徽州今日的黄山，年轻人正日益向四周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场制度与文化的变革必然会强劲的展开。而徽州文化，将在对市场经济文明挑战的应战中嬗变，在区域竞争中植入了新的文化基因，裂变并迈向新的文明，并最终形成新的黄山文明。

    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走进并融入新经济，尽管我们参与竞争的实力是这样的单薄，准备又是这样的匆忙和不成熟。不过，至少我们终于懂得了要让徽州文化融进新经济时代的必要。

曾经见过一张照片印象十分深刻，一束光线从四方的天井中漏下，衬着周围发黑的雕花门窗。天井里端坐着一位老人，在她身后，是个垂着麻花辫子的年轻姑娘。老人的鬓发已是银白如丝，而她的手与姑娘的手定格于同一画面，就好像树木的年轮，将衰老与青春区分得清清楚楚。那种强烈的对比，曾给我以极大的震撼。数年来我对徽州文化的反思，似乎只有这张照片才是最好的表达。或许，图象比起文字来，给人的感觉要直接得多。所以，当休宁决定编辑出版《中国第一状元县》这本书时，我欣然担任主编，并写下这些话，为我心目中的徽州我心目中的休宁做一个诠释和勾勒。我也希望通过这种出书形式，反映所有徽州人对桑梓故里的眷恋，因为，这正是徽州乡土文化维系千年的根源。也反映休宁对徽州文化的扬弃，毕竟这将是休宁迈向明天的内在动力。于是，在我的期盼里，还有一幅画面，那就是市场经济文明挑战下的休宁，经过文化的嬗变，将穿上红舞鞋，跳出世间最美丽的经济增长曲线，跳入新的美丽的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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