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的崛起
新时期文学的崛起，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
新时期文学特指终结之后，从1977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的文学。而新时期文学的崛起，特指一个阶段的文学，即指新时期文学初期，大约从1977－1983年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部分新潮文学共同创造的第一个文学高潮。
正是这一阶段的文学，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崛起。崛起时期的文学为整个新时期文学，乃至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浪潮般向前涌进的文学的所有发展，几乎都是从这里出发的，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它们的影子，找到各自思想的、观念的和精神的源头。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新时期文学的崛起是一个划时代的文学事件。在这之前，文学被愈演愈烈的的意识形态完全收编，沦落为阶级斗争工具的“非文学”；“非文学”时代的文学，已经等同于极端化的政治而彻底败坏了。新时期文学从废墟上崛起，体现了双重意义：一是使文学回到自身，在恢复它的本性之时又获得合法性地位，由此而开始了一个文学复兴的时代——一个有别于此前“非文学”时代的新的文学时代。
然而，新时期文学的崛起又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文学事件，实际上，它是“新时期”这个巨大的历史形象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新时期”着意打造的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新时期文学始于对一个时代的批判与否弃，与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方面都发生急剧变化的社会变革紧密呼应，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产物，是后者集中而先锋的表现。在新时期初期，社会变革先以思想革命开路，思想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批判人妖颠倒的年代，指认并反思由变态的政治和登峰造极的封建思想联手制造的种种悲剧，意在拨乱反正，倡导思想解放，推动社会变革。在这场由思想革命为先锋的社会变革中，文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种性质决定了新时期初期直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拨乱反正的年代，启蒙的年代。这种性质自然也以同质的规定性决定了“崛起”阶段的文学乃至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具有启蒙的特点。
启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大特色；启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逻辑起点。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两次启蒙高潮。
第一次启蒙高潮发生在五四时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其重要一翼的文学，主动地担负起“启蒙”的重任，“用科学和民主来启封建之蒙”。①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②其目的是用西方现代先进的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新思想来批判中国封建腐朽的旧文化、旧思想，把文化、文学和人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建设新鲜的属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文学的启蒙思潮成就了文学革命，从而实现了文言文向白话文、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
浪漫的文学在社会变革之际，总是力求扮演“天降大任于一身”的角色，试图承担起社会变革的全部重任。这是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的启蒙思想在作用于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等方面，显然没有在文学革命方面这么成功。文学对社会民众的启蒙，主要是思想上和观念上的，这是由它的功能和性质所决定的。而社会-文化结构整体性的变革，首先从思想和观念层面展开，然后再进入社会-文化结构的实质性层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思潮在新文化运动及社会变革中起着先锋呐喊的作用。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只在少数知识阶层发生影响，启蒙思想未能渗透到包括执政者在内的全民族意识中，再加上经济上、政治上缺乏对封建主义准确而致命的打击，致使五四启蒙的反封建还停留在思想意识的一般层次上。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最有价值的贡献，就是启蒙主义的确立。
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其启蒙宗旨便自然而然地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题之中，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内容。由于其时反帝的主题高于一切，使得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主动为其让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启蒙准备了一份不无完整的启蒙谱系版图，但是其科学与民主的外在要求与伦理革命的内在要求之间，发生了抵牾，并没有同步深入，也过早地发生了转向。3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扬弃’与综合创造的任务，反而从文化启蒙转向救亡运动，并最终转向反启蒙。”③
历史失去了一次机会，不能再失去第二次机会，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由于我们放松了对封建思想意识的警觉性，竟然使它侥幸潜存下来。在新中国，它曾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以迂回的方式极力开拓自己的疆土，当它膨胀到顶极状态时，终于酿成了，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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