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与子瞻(即苏轼)友善，后侨寓歧。”“村多佳致，绕篱植红杏数十株。每杏林花发，落英满地，好乌嘤鸣……虽美弗传。杏花村不过弹丸地……然则非季常赖有杏花村，亦村赖有季常也。”据《麻城县志》上述记载可以认定，歧亭及北郊之杏花村由于陈慥隐居于此、苏陈交往于此地而名传也。

     县志中收有清李廷庸《游杏花村》和徐庭兰《杏花村谒方山子祠》等二首关于歧亭杏花村诗，均未提及杜牧游歧亭杏花村诗。在《苏轼诗集合注》中有《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其中第二首云：“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人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19)此诗是宋熙宁十年（1077）苏轼知徐州时所作。苏在该诗中自注：“朱陈村在徐州萧县东南百里，杏花村与朱陈村相连。”此“杏花村”并非歧亭之“杏花村”。

   其二，杜牧自长安出发，是经“南路”赴任黄州的，没有必要经过麻城歧亭之“杏花村”。《杜牧与歧亭杏花村》文中认为：唐代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分四条干线：其东路，自长安经洛阳至汴（河南开封）、宋（河南商丘）；其南路自长安至荆（湖北江陵）、襄（湖北襄樊）。该文认定“杜牧则走的是东路”，由长安赴黄州上任的。因为“黄州辖地紧挨河南，从河南开封越豫南经麻城之阴山关过歧亭到黄州当为一条捷径”。杜牧到黄州是“一定要经过麻城歧亭之杏花村”的。并以200年后苏轼由北宋京都开封贬任黄州团练副使，就是走的这条路线为证。同时提到杜牧有《题齐安城楼》诗，认为杜牧“在黄州定居后仍准确地记起长安至黄州的‘七十五长亭’，遥遥的2000多华里路，也可以说是杜牧赴任黄州路线的证明”。

    纵观杜牧一生，曾6次自长安、洛阳来往于澧州、洪州、江州、黄州、蕲州、宣州、池州、扬州、湖州、睦州等地，大多取“南路”。杜牧于大和元年（827）赴澧州（今湖南澧县）访兄杜悰，即是“路出荆州松滋县”，来回均走“南路”。开成四年（839）由宣州赴京供职，“先于春携弟岂页     赴浔阳，依从兄江州刺史者慥。二月，自浔阳沂长江、汉水、经南阳、武关、商山而至长安”，一路有诗证明走“南路”。开成五年（840）杜牧在京任比部员外郎，“冬，乞假往浔阳视弟岂页疾，仍取道汉上，曾经襄阳……至浔阳”。会昌元年（841）牧“四月，从兄慥自江州刺史迁蕲州刺史，杜牧与岂页     均随之蕲州”。其年七月，仍取“南路”回长安。蕲州与黄州相邻，杜牧来回浔阳、蕲州均走“南路”；黄州离汉江更近，杜牧自长安赴黄州取“南路”，也在情理之中。这是因为地处“秦巴走廊”的襄樊，自古就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更有便利的汉江水上通道。对于苏轼来说，从河南开封越豫南经麻城阴山关，过歧亭到黄州，“当为一条捷径”。如果杜牧走“东路”，先自长安到开封，再按苏轼所走路线到黄州，按俗话说，则是“走在弓背上”。不仅路程远远超过取“南路”下黄州，且要多费时日，还要多受车马、轿舆行役之苦。而且杜牧也有多次取“南路”来回的经验。理所当然地取“南路”赴任黄州，没有必要经过歧亭杏花村。杜牧在《池州送孟迟先辈》长诗中有，“青云马生角，黄州使持节。秦岭望樊川，只得回头别。商山四皓祠，心与摴蒲说。大泽蒹葭风，孤城狐兔窟”句，叙述杜牧自长安赴任黄州的途中经历，亦可证明杜牧是取“南路”下黄州的。

    至于该文引用杜牧“故乡七十五长亭”诗句，证明杜牧取“东路”，更是经不起推敲的。黄州离长安有数千里之遥，杜牧时而登齐安城楼，凭栏而望，难免触动他的思乡之情。《题齐安城楼》诗则是抒发他“慊慊思归恋故乡”之情。(20)据宋胡仔所撰《渔隐从话后集》卷十五中“杜牧之”条云：“复斋漫录云牧之齐安城楼诗，‘鸣咽江楼角一声，微阳潋潋落寒汀。不用凭栏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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