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实的沉淀，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着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自觉和不自觉地践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

    正因为历史上的徽州人都有着上述执著的人生追求，于是他们就能在此一以贯之的追求中有效地调整着自己，把握好对自我的关系。

    其二，徽州人的闲暇生活十分健康和充实。一个人自我把握的情况如何，闲暇生活是重要表现。重文重教在宋代的时候就已沉淀为一种社会习俗，徽州人的闲暇生活总是以趋文附教为主流，学子攻读，士子博文，妇孺老翁吟诗作画者也不计其数。目前我们已发现的徽州民间不具其名的诗集、文集、楹联集、曲谱、唱本等就非常多。徽州的乡村社会和宗族更是积极倡导和引导这种健康的群众生活，办文会、兴诗社、请戏班、搞节令等。徽州民间有许多禁约、公约，若有人违约，处罚的内容往往有“罚戏一台”；对游手好闲、滋事赌博者，不仅族规家法严禁，世人更是鄙视，历史上的禁赌碑、戒赌约等至今就遗存很多。

    坚定了人生追求，我们就不会无所事事；健康了闲暇生活，我们就不会无事生非。和谐社会本该如此！

   三、徽州和谐社会的社会保障

    和谐的社会必须要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古代的徽州社会之所以能够保持千百年的稳定，源于民间社会自身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机制的存在十分关键。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宗族内部救济的保障

    在徽州，人必有姓，姓必有族、族必归宗，每一个人都是宗族之人，而每一个徽州宗族都将体恤、救济贫困族人看成是睦收宗族的基本要求，形成制度，写进族规、家法和谱训中去。徽州的宗族都有族产，这些族产，除用于宗族祭祀等活动外，再就是用于办族学、资膏火和救济宗族孤寡贫困者。故历史上徽州很少有“叫化子”。

    2、社会慈善救济的保障

    徽州是儒家文化的深厚沉淀区，乐善好施是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这尤其是在徽州商人的群体中表现最为突出。徽商无论是在经商的外地，还是在家乡的本土，都有大量的义举，设置了义田、义仓、义屋、义冢等以回报社会，救济贫困者。至少是在清中期以后，徽商的这种乐善捐输还在一些行业里形成了“定例”，其行为具有了组织化性质，从而进一步成熟了徽州的社会慈善救济事业。

    3、民间经济互助的保障

    历史上徽州民间互助的形式很多，最典型的就是民间经济金融结会的互助。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就藏有大量的会书，其中仅《祁门谢氏会书》就有18份，均是成册，同出一户，历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四代。

    4、医疗社会化的保障

    徽州历史上医学十分发达，南宋以后是形成了新安医学学派，影响极大。新安医学除了在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的成就很大外，其从业人员的社会性特点还有：其一，宗族性。徽州的宗族为了保证自己宗族的兴旺与发展，总是要努力地提高宗族人口的出生率而减少死亡率，于是，培养和扶持族内的医家并使之世代相传，就成为一种习俗。族医的存在实际上是构成了徽州宗族分工的一部分，他们是宗族的健康使者，而业医的家族更是世代相传，少则几代，多则二十余代，构成医学世家，形成新安医学史上非常鲜明的家族链现象。其二，伦理性。深受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新安医家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仁心济世是他们基本的价值追求，重义轻利是他们共同的道德特征，尽管业医也是作为了一种治生的职业，但其职业化的过程却有着很强的伦理性。徽州人经商则为“儒商”，而业医则为“儒医”，业医者一般都具有很好的医德，自觉地担负起救死扶伤的社会责任。

    5、极少战乱的历史

    徽州“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寒，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山隔险阻，历史上兵燹很少，除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军乱曾对徽州本土造成过灾难外，其他时期徽州基本上都是处于一种平和的发展环境之中，这也是徽州社会之所以能够保持千百年稳定和繁荣的重要条件。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事无巨细的工作是要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和谐社会构建上的种种努力尽管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但其基本理念和做法在今天还是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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