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炸石，而是要努力地保证自然山体和植被完整的自上而下的掘洞取石，“花山谜窟”就是具有这样功能的人工石窟。为保护生态环境，徽州的官方和民间都有大量的禁山碑、禁山约、禁鱼碑。而徽州的庭院、园林、天井、漏窗等则无不在努力地师法自然以利用自然。

    人与自然关系的良好处理，既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是对人自身生存环境的维护，间接的还是对人心态环境的呵护。对此，徽州古代社会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2、人与人的关系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和谐的社会并不是指没有矛盾和纠纷的社会，社会的和谐恰恰应是建立在对大量的社会不和谐的消解基础之上，关键是看矛盾的解决方式如何。

    总结古代的徽州社会，我们发现：“礼法兼治”是徽州社会处理与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徽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总是“礼为先”、“法为度”，大行揖让之风，由此，矛盾很少激化。而一旦矛盾激化，纠纷产生了，则徽州人也不会采取械斗等暴力形式加以解决，而是随之激活了一个产生于徽州社会内部的内在调节机制，一步步地化解矛盾。其逻辑进程是：首先，当事者双方进行协商，然后形成一个凭中人的和约、议墨等，以议约的方式解决纠纷；如果协商不成，则同族的人诉之于族老、祠堂，不同族的人诉之于乡约、文会，以仲裁与调解纠纷；而各种矛盾和纠纷的终极解决方式是鸣官诉讼，通过打官司以维护各自的利益。

    徽州社会的上述经验与做法在今天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3、人与社会的关系

    和谐的社会还要有效地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对此，古代徽州人所持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是：服从与报效。

    徽州是个宗族社会。在古代的徽州，宗族的利益、社会整体的利益永远是大于个人的利益、家庭的利益的，而国家的利益又是至高无上的。这表现的方面很多，在此仅举对我们今天有启发的两点来说明。

    其一是徽州人的公益意识，它非常强。徽州的乡村有许多公共和公益事业，如修桥、补路、建亭、筑堨、砌坝等，这些大都是由村民的捐输而成。过去我们一般只知道徽商热衷于报效社会，殊不知这还是徽州全体民众的普遍行为，对公益事业的关注在有些地方甚至是沉淀为了一种习俗。如祁门县闪里镇的坑口村每年要在农历七月初一这一天举办“路会节”，全村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要义务干一天公益的活，如修路、除草、清理河道、打扫村庄公共卫生等，村里在这天还要杀一头猪，全村人一起吃。此风气从唐代一直延续至今。

    其二是徽州人的赋税意识，它非常自觉。现在我们总是说 “纳税光荣”，而历史上的徽州人从来不认为纳税光荣，而恰是认为不纳税可耻。依法交纳国家的税粮在徽州人看来是再当然不过的事，而不交纳则是不可能的。有时徽州人为交纳税粮而要卖田、卖地、卖山、卖房屋。这些都有大量具体的例证。

    4、人自身的关系

    要做到社会的和谐首先就要做好人自身的精神与心灵的和谐。对此，历史上的徽州人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徽州人的一生都有自己执著的人生追求，它源自三个方面的动力，也体现了追求目标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现实的压力以求生存的追求。徽州最大的现实是山多地少土瘠人稠，境内的景色尽管优美，但从人的长期生存、发展的角度看，环境还是十分恶劣，特别是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上存在严重不足。因此，现实的压力，逼迫徽州人时刻要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而奋斗，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要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在自己的周围环境和现实条件之外寻求生存之路。这就产生出了一种原动力，驱使着每一个徽州人在其一生都要努力奋斗。第二个层次是宗族的呼唤以“亢吾宗”的追求。徽州是由中原一带的世家大族移民而形成的有着唐宋遗泽的宗族社会，每一个宗族都将宗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作为最高利益代表，将“亢吾宗”作为宗族发展的最高追求，以之规束和要求着每一个族人，呼唤族人的不懈努力。第三个层次是社会的责任以“平天下”的追求。徽州作为“程朱阙里”，儒家文化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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