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旧徽州府属歙、黟、休宁、祁门、婺源、绩溪六县商人的总称，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和外延的历史概念。徽商源于唐宋，盛于明清，其业无所不具，盐、茶、典、木为四大主要行业；其地无所不至，足迹“几遍宇内”、“无徽不成镇”，执中国商界牛耳三百余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古徽州是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这里“七山一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在晋末、唐末和宋末的三次大规模移民潮中，徽州人口骤增，导致耕地不足，粮食短缺，在生存的重压下，不得不走出山谷，谋取生路，这是徽商产生的最初动因。古徽州又是产生理学并受其深刻影响的地方，徽州人崇尚业儒进仕，扬名显宗，经商为厚利，入仕求名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先贾而后儒，徽州人十之一在邑，十之九在天下，经商渐成风气。特定的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诸多条件，孕育了徽商。

      我国封建社会统治体系的基层组织是家族、宗族，这在古徽州表现得最为充分。各姓氏、村族有很强的凝聚力，往往是一人从商，全族得益。在经商获利后，贾而张儒，光耀门庭，光宗耀祖。族人互为仿效，互为楷模，互为鞭策。徽州商人以家族、宗族为纽带，以很强的团队精神，走出徽州，从商于各大城镇，站稳脚跟，形成气候，发展了徽商。

      徽商是一个文化素养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仅从书本中学习文化知识，而且注重个人道德修养，从实践中学习提高经商技能。徽商一般都从做学徒起步，三年学徒，学不成会被人耻笑，称“茴香豆腐干”。文化知识贮备和经商技能培养，成就了徽商。

      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如盐商程晋芳、汪启淑，茶商江耀华、江管生等。他们或先贾后儒，或先儒后贾，或亦贾亦儒，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自然高，在瞬息万变、盈亏莫测的商场上，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商人有文化，在交往应酬中，便能应对自如。徽州商人知识广博，也乐于文化公益，或文化投资，因此有人说，徽商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

      徽商在异地他乡立足发迹，就其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显然是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营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徽商吴南坡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是奸商的惯用手段，然徽商却不屑为之，清末胡开文墨店有批墨锭不符质量要求，老板胡余德发现后，不仅命所属各店停止制售，而且将流向市场的该批墨锭高价收回销毁。徽商奉行“贾道而儒行”，“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而资益积也”，故誉满商海。

      商家获取合理利润，无可厚非。但如何看待义利关系，是见“利”忘“义”，还是“取予有义”，则是考衡商家职业道德和商业理性的标尺。明代一徽商在江苏溧水经营粮食，头年谷贱伤民，他平价囤积，次年灾荒，谷价踊贵，他售谷仍“价如往年平”，深得百姓敬佩。无独有偶，一徽商在嘉湖一带经商粮食，贮囤粮谷满仓，遇大灾荒年，将囤聚之粮减价售出，还设粥棚“以食饥民”，有人劝他“乘时获利”，他却说，能让百姓度过灾荒，才是大利。以义取利，为义让利，一方面体现了徽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徽商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操守。

      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经济除以各项律法作为规范市场行为的基本保证之外，徽商在数百年经商历史中坚守的中国传统伦理原则和以诚为本的经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无疑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繁荣三百余年的徽商，没有完成由传统商业向近代工商业转变，在清道光之后迅速衰落。不是因为资本不足，也不因地理环境。在徽商兴盛之际，他们所经营的商品已主要不是来自徽州本土，他们所活动的范围更是遍及全国，乃至东南亚国家。地理环境，资本，商品和市场，都不能说是徽商衰落的决定因素。由传统商业向近代工商业的转变，不是经营方式上的简单改良，而是体制上的根本变革。而体制上的变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有客观的环境基础，也要有合格的人力资本；既要有资金等物质条件，又要有文化观念上的准备。而文化观念上的转变往往是首要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徽商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就徽商个体而言，一些大徽商并不是纯粹的商人，他们或是商人兼地主，或是商人兼官僚，或是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就徽商群体而言，与封建势力非但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反而是紧紧依附于封建机体之上，既是拥有巨大商业资本的商帮代表，又是封建性很浓的商帮代表，这就是徽商所扮演历史角色的两重性。

      相较于其它商帮，徽商是把“儒”放在第一位的，徽商深深地渗透着儒家思想文化和传统观念。虽然儒家思想文化在徽商兴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儒家思想是保守的，儒家言必道前贤、称先祖，一切都是古的好、古已有之。儒家的保守思想严重地阻碍人们接受新事物，是体制转变的障碍。清中叶以后，在中国和世界形势都发生巨变的时代，在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时代，满脑子儒家教条的徽商没有认清形势，也就没有找到前进的方向。

      无论是过去历史，还是现实社会，经济与文化都是互相依存。经济以文化为底蕴，文化以经济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方面，徽商经济铸就了徽州文化，另一方面，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束缚了徽商。文化观念在徽商兴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商业活动的基本要素，一是商品和市场，二是资本，三是人力资源。人们往往重视商品和市场，重视资本，而对人力资源有所忽视。其实，由文化因素决定的人力资源在商业活动中至关重要，往往决定其成败。

      新徽商应该正确认识徽商文化的精华，剔除徽商文化的糟粕。明清早期的徽州商人在十分困难的境况下，敢于闯天下，把生意做到大半个中国乃至东南亚，就在于他们特别能吃苦，一贾不利两贾，两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将商业由小做大、由弱做强。这种如骆驼般的自强不息、负重进取的精神，是一种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那些封建理学的保守性、封闭性和自私性，以及亦贾亦官、以官通贾、以贾求官的行为观念，都应作为糟粕予以唾弃。

      新徽商要积极提升商业文化品位，培育和增强新徽商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商业的核心竞争力，文化因素比技术因素更为重要。商业企业固然要引进先进技术，改进经营方式，提高服务效率，更要把提升商业文化品位作为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线，在企业与顾客之间、经理人员与职员之间，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和人文关怀。商业作为服务性行业，是多种文化因素汇集的行业，抵制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对商业的侵蚀，也就更具有紧迫性，应成为构建新徽商的时代课题。

      新徽商必须增强“文化自觉”，当经济基础发生变革，社会结构处于转型时期，文化往往起着一种先导性的作用，认识这种作用，又注意发挥这种作用，学术界称之为“文化自觉”。徽商文化是“神”，徽商经营是“形”，文化在徽商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但徽州商人还是没有真正做到“文化自觉”。新徽商应该做到“文化自觉”，增强商业的社会责任、时代意识，再造新徽商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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