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先生的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徽商进入两淮的时间、阶段和徽商经营两淮盐业所具有的优势。他认为，徽商初来两淮不一定与明初“开中法”有直接联系，徽商最初进入两淮的时间当在明代之前；从仁、宣以后，徽商到两淮的人数逐渐增多；而徽商联袂而来两淮则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明中叶，叶淇变盐法和李汝华、袁世振实行纲运法，是导致明代中叶徽商涌入两淮的主要原因，第二次是在清康乾之际，其时清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恤商裕课”的措施，因此吸引了徽州新旧商人云集两淮。张先生还指出，徽商之所以能在两淮扎下根来，而且同最早进入两淮的西商相比，后来居上，直至称雄两淮，是有其优势的。首先是借地缘优势。徽州地近两淮，“开中折色”后，盐商便从原先“客燕代”的劣势转为“客广陵”的优势，而西商反由原来就近输粮塞下的优势转为长途跋涉南下两淮的劣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两淮行盐区大多都是徽商原来贸迁有无经常往来的场所，了解那里的地理环境、人情习俗，这是其他商帮无法与之相比的。其次是文化优势。徽商有文化，有利于他们熟悉盐法，并与盐政官员交往，为众商兴利除弊。再次是因为有一定的政治优势。盐商为了求得生意亨通、财源茂盛，就要依附于封建势力。徽州盐商明了这种政治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通过种种手段，以跻身封建士大夫行列。盐商对盐政衙门和盐官的“效忠”不遗余力，对他们的巴结奉承不惜慷慨解囊。盐政官员关照盐商的利益也非常卖力。事实证明，盐商与盐政官员的关系大多拉得很紧。徽州盐商在投靠盐政的同时，也设法投靠封建朝廷，乃至上交天子。商人以自己的商业利润向国家、向皇帝捐输报效，在获得政治利益的同时，经济利益也有所得。徽商在两淮的政治优势，还在于他们培养子弟步入仕途，利用其政治地位来保护商业利益。徽州盐商之能在两淮立足，并在经济实力上很快超过其他商帮，还在于这个商帮利用了宗族优势。自明代万历间实行纲运制后，两淮的徽州盐商大多利用徽州传统的宗族观念，结伙经营。这种以血缘家族结成的商帮，彼此更加亲密，更加团结，因而凝聚力大，竞争力强，致富也较快。

    张先生的观点大多是能够成立的。有关徽商的优势的论述更是颇有见地的。徽商大批进入两淮，较之山、陕商人后来居上，确是在明中叶后。扬州地方文献载：“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麇至。三原之梁，山西之阎、李，科第历二百余年。至于河津兰州之刘，襄陵之乔、高，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往往父子兄弟分属两地。……此外如歙之程、汪、方、吴诸大姓，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尤不可胜数。”（注：嘉庆《江都县续志》卷12《杂记下》。）而万历时，扬州地方文献则称，在当地活动的都是四方贾人，其中“新安贾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次之。”（注：万历《扬州府志》卷1《郡县志上》。）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歙志·货殖》则自豪地称：“而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可见至迟至万历时，徽商已经完全称雄扬州。

    然而张先生的看法过分强调了叶淇变法对徽商进入两淮的作用。在明代两淮的登第者，徽州人进士60名，举人86名，山陕人进士29名，举人40名（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7《科第表上》。），徽州人多山陕人一倍以上。但早在成化十年（1474）以前，徽州人进士举人18名，山陕人进士举人17人，几乎势均力敌，山陕人无优势可言。如果中举人数能够反映商人实力的话，那么徽商实力凌驾于山陕商之上在成化中期即已成为事实。其时离弘治五年（1492）叶淇变盐法还有近20年时间。

    关于户部尚书叶淇于弘治五年改仓口纳粮中盐为运司纳银中盐，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认为，“在司纳银开中制和叶淇变法的关系，《明史稿》、《明史》和其他明清时代权威性诸史书的说法，应加以否定。在司纳银制并非出自叶之手，也并不是在弘治五年才突然实现的，而是于成化年间就已逐渐形成一种习惯的做法”，因此，“既然运司、提举司纳银制于成化末年已经成立，这就意味着弘治年间所谓运司开卖制度的‘变法’，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不过是在成化末年运司纳银的基础上，于弘治时更加频繁而已”（注：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载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译文集》，黄山书社1987年版。）。藤井宏旁征博引，认为运司纳银制并非叶淇所为，也非始于弘治时，而早在天顺、成化时就已成为事实，因此弘治时的所谓运司开卖制度的变法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笔者以为，藤井宏所引的《明实录》中记载的天顺、成化年间运司纳银的事例与弘治的运司纳银制是有区别的。如天顺三年（1459），两淮易银的10万盐引，是“各场递年收贮没官并称掣割下余盐及见在盐”。成化十年（1474），河东盐场“除报纳已完外，其未完者，即行运司变卖”。成化十四年八月，长芦、河东盐引因无人中纳粮草，乃“以盐卖银收买草豆”。成化十六年因商多不中常股盐，常股蓄积颇多，乃“于两淮存积盐内，量卖一十万引，常股盐内掣出二十万引，改作存积之数……召商报卖，其银解部”。成化十八年，以大同、宜府边地粮草不足，商人报纳不时，并乘时射利，于是将河东、两淮正盐变易时价，运到宣府，籴买粮料。成化二十一年，将成化元年起仍未开中或中而无人报纳者依时价召商卖银。在这些事例中，用于易银的盐，大多是无人报纳的盐，或非正盐；改纳粮为纳银之时，通常是事后，而非预为措置。额盐无人报中，只得折银，此为事后补苴之术，而且尚未制度化，所以《明史》称“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然未尝著为令也”（注：《明史》卷80《食货四·盐法》。）。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淇奏准两淮运司盐课，“于运司开中，纳银解户部，送太仓银库收贮，分送各边”，盐价银积至一百余万两（注：王琼：《王琼集·双溪杂记》。）。盐引有定价，“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银、盐、粮分开，商人先纳银，再支盐，户部先收银，再拨银边地籴买粮草，而且著为定例，年年如此，而非临时周章，实则事先擘划。既然为定制，运司和商人都可循而行之。而且价银至百余万两，远非前此的数万两、十数万两可比。改为运司纳银后，边储空虚，明廷又于嘉靖八年（1529）恢复开中纳粮制。万历《明会典》卷三十四《盐法通例》开中条明载：嘉靖“八年议准，今后各边开中淮、浙等引盐，俱要查照旧例，召商上纳本色粮料草束，不许折纳银两。其商人自出财力，开垦边地，上纳引盐者听”。如无弘治时的制度性的变法，而只是天顺、成化时的临时举措，这一恢复纳粮中盐旧制的规定就不可思议。偶一为之的事后变通，与制度性的事先规定，毫无疑问是有根本区别的。不能说这样的变法“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至于藤井宏认为变法者不会是叶淇，笔者以为，他的论述尽管丰富，但仍不足以否定叶淇变法的事实。较早提到叶淇变法的是王琼。王琼在叶淇刚从户部任上致仕任户部郎中，后来又于正德初年任户部侍郎、尚书。后来提到叶淇变法的是隆庆初年负责清理两淮盐法的庞尚鹏，万历时期任过户部侍郎的王德完。这些同时或同行的看法，当有所本，不能轻易否定。所以藤井宏的看法仍有待商榷。

    问题是，弘治时叶淇的盐法变革，论者一向忽略，其实为时并不长久。至迟嘉靖八年明廷仍行开中纳粮老办法，已如上述。所以庞尚鹏说叶淇变法后，“寻复开中本色……故论者每归咎于淇，谓其废坏成法自改折色始，而不知自淇改废者，今已复其旧矣”（注：庞尚鹏：《清理盐法疏》，《明经世文编》卷357。）。后来真正折色的，实际上只有70万引余盐。因而万历四十五年（1617）行纲盐法后，“新引年销一年，而边商七十万仓钞，才至淮扬，即得与内商对手贸易，卖银四十万，又办下次粮草”（注：袁世振：《疏理略说》，《明经世文编》卷477。）。《明经世文编》的编者也称，“淮课一百四十万引，七十万为边上开中，七十万为余银解部”（注：袁世振：《疏理略说》批注文，《明经世文编》卷477。），“淮盐仍中本色，至今犹然，而议者不察，以为尽行折色”（注：庞尚鹏：《清理盐法疏》批注文，《明经世文编》卷357。）。可见叶淇变纳银运司后，嘉靖八年即恢复旧制，后来本色开中久行不废。

    叶淇变法后，“山陕富民多为中盐徙居淮浙，边塞空虚”（注：胡世宁：《备边十策疏》，《明经世文编》卷136。）。显然这确实有利于徽商在淮扬地方的发展。但既然运司纳银之法实行时间不长，徽商较之山陕商人的有利之处就极为有限。而且运司纳银既便于徽商，同样也便于山陕商人。看来，明中期后徽商大量进入两淮并能逐渐称雄应该另有原因。

    明代开中法的最基本形式是：户部根据边方或所需纳粮地区官员的报告，经向皇帝奏准，榜示纳中米粮的地点和仓口，公布上纳米粮额数及所中盐运司的盐引额数。上纳米粮的商人根据户部榜示的开中则例，自行选择所报中的盐运司，然后到指定的仓口报中，上纳米粮。仓口官给予仓钞，再由管粮郎中填发勘合，商人据此到指定的盐运司比兑，由盐运司指定盐场支取盐货，运至指定的行盐府县发卖（注：参见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第224-225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这种制度下，纳粮获得盐引是关键。陕西商人或就近籴粮上纳，或就地屯种粮食上纳，有地近和地利之便，因而早期淮扬地区的盐商以山陕商人特别是陕西商人实力最为雄厚。如果本色开中运行正常，山陕商人无疑会维持这种优势。

    《明史》将叶淇变法的理由归结为商人守支盐斤困苦，而守支困难正统时即已严重存在。《明史》卷八十《食货四》谓，其时“商人有自永乐中候支盐，祖孙相代不得者”。守支困难，商人不愿纳粮开中，明廷就将两淮等处盐引分为八分常股，二分存积。存积遇边警时才召商中纳。虽然常股价轻，存积价重，但常股“有循次守支数十年者”，商人苦于守支，争趋支盐较易的存积。景泰时存积盐增至六分，而常股盐引更加壅积不行。弘治时，存积盐比例大增，支取容易，淮、浙定额盐商不敷支取，于是配支长芦、山东盐。商人兼支数处，道途分散遥远，时间精力跟不上，则将盐引售于近地富人。从此盐商分为内商与边商（注：万历六年两淮巡盐御史奏文，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290。）。

    商人守支困难，重要原因在于势豪染指开中。由实录所载可知，宣德、正统时官吏已以亲属家人的名义暗中进行中盐活动。成化时，势豪中盐已成为公开的常规现象。成化二年（1466），先有吕铭等八人投托势要，运米辽东中纳成化二年两淮运司存积盐55000引，“盐法之坏自此始”；后有御马监太监李棠的家人，要求中纳两淮存积盐58000引，朝廷允准1万引（注：《明宪宗实录》卷37，成化二年十二月甲寅、癸亥。）。当时王府、宦官、官员等纷纷奏请盐引。势豪中盐谋利，本已壅滞的盐法更加难行。成化四年（1468）二月，户部就承认，“近因势豪搀中，致令盐法不通”，请求“今后官员之家不许盐引，侵夺商利，亏损边储”（注：《明宪宗实录》卷51，成化四年二月丙辰。）。具体而言，据清理两淮盐法户部侍郎李嗣言，“两淮运司自宣德至成化末年积欠盐课银五百余万引”（注：《明孝宗实录》卷25，弘治二年四月乙未。）。势豪中盐，往往倚势大量夹带，优先支盐，导致正常守支更为困难，更为常见的是，其并不直接纳粮边地，而是将中盐资格转卖他人。这种资格被称为“窝”。势豪通过种种手段，“包占”或控制了这种“窝”，使其有了价值，将其转卖与无势不得中盐的商人，每一千引卖银一百余，或七八十两，名曰“卖窝钱”（注：户部尚书马等奏，《题为整理盐法事》，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80。）。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剥夺了商人直接纳粮中盐的权利，正如弘治末年国子监祭酒章懋上疏所言，“商人不藉手于彼，即无由中纳于此，故费多而中盐者日少”（注：朱健：《古今治平略》卷10。）。因此，商人要纳粮中盐，就先要从势豪之手获得行盐资格“窝”，既增加了纳粮的困难，又增加了中盐的成本。其结果是中盐者日少，官盐价日贵，官盐价贵，私盐盛行。私盐盛行，更使官盐难销，形成恶性循环。纳粮和行盐均困难重重，兼顾则更不可能，这就更促使纳粮边商和支盐内商的分化。正是在这种占窝卖窝日益成为纳粮行盐的常态，报中守支均日趋困难的情形下，边商、内商之分日益定型。

    纳粮中盐的开中法正常运作，纳粮边地，商人角逐于边地，山陕商人较之徽商有优势。开中法败坏，纳粮凭窝，先要资格，商人角逐于上层甚至权力中央，徽州甲第连云，无论中央还是地方，身居要职者多，“善行媚权势”的徽商较之山陕商人有优势；下场支盐，角逐于淮扬地方，徽商有地理之便，也较山陕商人有优势。盐商之分为边商内商，开中纳粮由势豪占窝到商人占窝，都与在边仓纳粮还是在运司纳银无关，而且弘治变法后不久又复开中须先占窝的实态。因此，与其说叶淇变法为徽商势力坐大提供了契机，倒不如说明代中后期开中制的运行实态更有利于徽商势力的发展。

    万历四十五年（1617），袁世振在两淮实行纲运法，其时徽商势力已远在山陕商人之上，袁世振对原有商人“一概抚而用之”成为纲商，其中徽商无疑居多。而按照他的说法，各纲中的有力商人，就是以前的囤户（注：袁世振：《再上李桂亭司徒》，《明经世文编》卷477。）。所谓囤户，袁世振又说就是“内商之有力者”（注：袁世振：《两淮盐政稿，盐法议二》，《明经世文编》卷474。）。这种“内商之有力者”，是在掣“河盐”和“套搭虚单”的经营活动中发展起来的。“由于盐货上堆难以掣验，因而就产生直接通过运河盐舟行至批验所掣验，这部分盐，就称为河盐”（注：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载刘森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译文集》，黄山书社1987年版。）。《明史》卷八十《食货四》谓：“河盐行，则守支存积者愈久，而内商愈困，引价弥贱。于是奸人专以收买边引为事，名曰‘囤户’，告掣河盐。”河盐又因“工本盐”起。所谓“工本盐”，是嘉靖时期两淮运司动用割没银作为工本，收买灶户的余盐，达35万引。工本盐和正盐一样，每引重285斤，开中工本盐时也要附加余盐265斤，一引共重550斤。正盐和工本盐在边纳粮，余盐在司纳银，每引淮南7钱，淮北5钱，盐引总数比原来70万引增三分之一。边商既苦交纳余盐银，又因正盐不易验掣内商不乐买引而告困，“以至停积引目至五百有余万”（注：庞尚鹏：《清理盐法疏》，《明经世文编》卷357。）。于是商人纷纷营求改掣河盐。《明史稿·食货四》称：“自工本盐之行，引盐不易掣，边商多乞掣河盐。河盐者，在河径掣，不上廪困，易支而获利。”由工本盐到河盐的验掣，真正获利的是那些囤户。

    明制，淮、浙盐均按“单”掣验，两淮共12单。单成为两淮每年额行盐引的官掣验单位，下场支盐内商只有经盐区运河盐至批验所掣验后，才可至行盐府县，否则即被视为私盐。商人为了突破按单掣验的限制，通过预纳银两以占有额行掣盐量（注：参见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第283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种商人也是囤户。当边商持有仓钞而无法支到盐引时，囤户贱价收购，当内商买单待掣挨次轮到支盐但无仓钞时，囤户倍价出售，转手之间获取厚利。到隆、万时期，边商、内商俱困，惟独囤户势力雄厚。有人述及隆庆年间的囤户是：“各司坐司大商，各收有边商盐引，多者数十万，少者亦不下数万，足供数年之掣用。一遇边商盐勘到司，变卖则无主承买，守支则无资，不能挨及，听其勒减价值。”（注：王崇古：《条覆理盐法疏》，《明经世文编》卷317。）到万历后期，情形更加突出。袁世振说：“往者边、内二商相为一体，近者藩篱已析，分为两家。每年边中仓勘，尽为囤户所收。其囤户即内商之有力者。”（注：袁世振：《两淮盐政稿，盐法议二》，《明经世文编》卷474。）

    上述明后期两淮盐法的补救之方如工本盐、河盐超掣，以及“套搭虚单”等钻政策空子之法，均有利于内商中之有力者。这种有力者多半当是徽商，徽商无疑是在明代中后期两淮盐法的这种运行实态中坐大的。由边商内商到内商，到内商之有力者，到囤户，到纲商，徽商是在盐商的这种不断分化中占了先机而逐渐称雄的。

    此外，徽商之抢占先机还与大规模输献有关。这一点，已被王振忠先生在其《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一书中所指出（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11页。）。只是这种输献不是出于主动自愿而是出于无奈。万历时，税监陈增名下参随徽人程守训，首倡矿税之议，献纳银两而助大工，授为中书舍人，骄横恣肆。山东益都知县徽人吴宗尧疏劾陈增贪横，应当撤回。程守训讦奏宗尧多赃巨万，潜寄同宗徽商吴时俸家（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6《陈增之死》。）。万历二十七年五月神宗下旨，追罚吴宗尧及各商吴榜、吴时俸、吴养晦等银两，其余勒限严追，“宗尧未尽者，命鲁保会抚按查审具奏”（注：《明神宗实录》卷335，万历二十七年五月辛未。）。万历二十八年，吴时修因与吴养晦为分家财相讦，进献输工银9万两，又代吴养晦献银5万两（注：《明神宗实录》卷347，万历二十八年五月己酉。）。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两淮税监鲁保进缴内库的银两中就有吴时修的输献银9万两（注：《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乙丑。）。后来鲁保又将吴时修等代纳输献银助工银37000两进缴内库。万历三十年，吴时修因输献巨金，虽本人身故，其子、弟、侄5人被授为中书舍人（注：文秉：《定陵注略》卷4。），“一日而五中书之命下”，吴氏后人引以为豪。由《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矿税之弊》所言，万历二十七年三月“歙县监生吴养晦投税监鲁保言，大父守礼逋盐课二十五万，乞追入给占产”；三十年九月“扬州富民吴时修献银十四万两，诏授其子弟各中书舍人”，可知进献巨金的歙县吴氏就是扬州的盐商。与此同时，程守训以接受告发富商违法致富名义，械击富人，用酷刑逼人献金，“盖多者万金，少者亦不下数千金”。如南京之盐商王懋佶、淮扬之高、汪、方、金诸盐商，“立见倾荡，多致丧身”（注：刘曰梧：《题为匹夫假托诏旨等事疏》，董其昌辑：《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刑部》卷4。）。在这场矿税之祸中，有些盐商被拷掠破产，而有些盐商如徽州吴氏因输巨金不但躲过劫难，而且被封衔授职。后者因为有了乌纱职衔，自然从事盐业活动更为方便，获利更丰。在极不正常的社会环境和经营状况下，部分徽州盐商的实力居然有所增强。

    综上所述，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淮扬，基本原因当难以归之于实行并不久长的弘治叶淇变法，也很难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而很可能应该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叶淇和袁世振的变法只是为各地域商人发展实力提供了契机，而迎接这种契机作好准备则凭藉长期的运作。明代开中法由正常到败坏，救偏补弊而维持，终未废止，有利于作为内商和内商之有力者囤户的徽州盐商的活动，而不利于作为边商的山陕盐商的活动。清代行纲盐法，徽商一枝独秀，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早在纲运法之前，徽州商人向两淮集中转向盐业的势力就很明显。歙人汪道昆在其《太函集》中多次提到，“邑中上贾贾盐筴，都淮南”，“上贾栖淮海，治鱼盐”。从事盐业的多是“上贾”，资本要厚，两淮盐商尤其如此。
  徽州盐商从业淮扬，其资本来源大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依赖家资。如歙县黄莹，正、嘉时人，两淮大盐商，观其先世，“世货鹾两淮，甲于曹耦”（注：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5，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12-113页，黄山书社1985年版。）。歙县吴彦先，嘉、万时人，经商淮海，而其家“七世业盐策”（注：民国《丰南志》第5册《明处士彦先吴公行状》。）。汪道昆的两个弟弟，“席故资治盐jiā＠①，都广陵”（注：汪道昆：《大函集》卷17《阜成篇》。）。另一种是先从事他业积累资本，而后业盐。如歙县黄qí＠②，正、嘉时人，先在苏州积累，“累赀镪镪，qī＠③n向盛，乃货鹾淮扬间”（注：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5，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轩选编》，第114-115页。）。歙县汪氏，让三个儿子继承父业，“贾闽、贾吴，业qī＠③n起，以盐jiā＠①贾淮海、江汉，并起不赀”（注：汪道昆：《太函集》卷42《明故处士前洲汪季公行状》。）。汪道斐，佐父经商池阳，“业渐起，已，治维扬盐jiā＠①”（注：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73《汪处士家传》。）。歙县吴良儒，在松江“以泉布起”，先“收责齐鲁，什一仅存，继徙浙、徙淮为盐业上贾”（注：汪道昆：《大函集》卷54《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吴汝拙之父，“以贩绸起博平，业既饶”，汝拙长成，则到淮北经营盐业（注：汪道昆：《大函集》卷36《吴汝拙传》。）。汪道昆赞赏的大商人潘次君，原来在南昌贩卖瓷器，后以盐jiā＠①贾江淮（注：汪道昆：《太函集》卷51《明故太学生潘次君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铭》。）。这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可以想见，明代中后期，徽商将在其它地方其它行业中积累起来的资本转移投向了两淮盐业。这种转移而且通常是家族、宗族性的，所以袁世振称淮北盐商“一窝则父子兄弟相守，一行盐之地则姻娅亲戚相据”（注：袁世振：《两淮盐政稿·盐法议三》，《明经世文编》卷474。）。这就使得徽商的力量更为集中，两淮徽商的实力更为雄厚。这也正是其时徽商较之山陕盐商在两淮势力更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杭州的盐商，自明后期起，基本上是徽州人。明代由商籍考中进士者12人，其中8个是徽州休宁人，4个是歙县人（注：康熙《两浙盐法志》卷24《商籍一》。）。同两淮的徽州盐商一样，全部是这两县人。嘉靖四十年（1561）盐商蒋恩等呈请巡盐都御史鄢懋卿，凡商人子弟科考，比照河东运学事例，获得批准。万历二十八年（1600），巡盐御史叶永盛因徽州盐商汪文演、吴宪之请，题称照两淮、长芦盐场商人子弟附籍应考例，两浙盐商子弟照杭州府以及仁和、钱塘三学之数，另占籍贯，立额存例，礼部允准。万历三十五年（1607），杭州创立崇文、正学两书院，课督盐商子弟读书应考。杭州商籍的设立，说明嘉、万时期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盐商全部是徽州人，而且数量很多。当时文献记载事例甚多。如大名鼎鼎的汪道昆家，由其《太函集》所收墓铭寿文可知，自其祖父由业盐起家，其世祖父、世叔、再从叔等皆业盐，举凡“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受贾”，甚至友朋之家吴氏，婚姻之家程氏等，均先后成为两浙的大盐商，其家族甚至向两淮进军。大约与汪道昆同时，歙县吴氏、江氏，休宁汪氏等均曾活跃于两浙盐业，其后休宁朱氏、王氏，歙县许氏、潘氏、鲍氏，婺源李氏等，均有两浙盐业巨商。入清后，顺治十六年（1659），两浙盐场6个批验所在杭州府学、仁和钱塘二县学入学的盐商子弟名额由48名增加为50名（注：康熙《两浙盐法志》卷24《商籍一》。）。可见清代杭州的徽州盐商势力更盛。太平天国后，杭州的徽商恢复了在嘉庆年间创设的慈善设施惟善堂，而其时徽州人自称，“往来浙东，振裘挈领，乡人之商于外者，以盐茶为大宗”，仍以盐商为领袖。同治、光绪年间历年为善堂捐款的浙江各地徽商，盐商所捐仅次于茶商。光绪五年（1879）盐业为善堂收堆金，每引捐钱2文，浙江连同黟县、休宁、歙县三县的盐商共捐19万余引，钱387千余（注：《新安惟善堂征信全录》。）。徽州盐商在杭州的这种势力是在明代中后期开始形成的。

    同在两淮一样，杭州的徽州盐商也经历过由边商到内商的过程。如汪道昆的祖父，最初经营时，“客燕代，遂起盐笑客东海诸郡中”（注：汪道昆：《大函集》卷43《先大父状》。）。大约就是在盐业中由西北边商转为两浙内商的。汪道昆在其世叔良榕的传记中，曾记载了内商与边商争斗的故事。谓：“边商故＠④忮，率自逞，hé＠⑤南人，脱有违言，南人争辟易。世叔列边商不法状，言之御史台。比出台门，群党攘臂以当世叔，世叔大呼。台垣之右御史遣胥徒逮之。既而同曹拥大众赴市中。边商乃负世叔，他日遇之道，皆避道左，修故欢。”（注：汪道昆：《大函集》卷39《世叔十一府君传》。）南人胆小，避让边商，而汪良榕挺身而出，到巡盐御史衙门揭露边商的不法经营状，从此挫落了边商气势。传文没有交代边商如何不法状，但将南人与边商相对，可见南人是内商。徽州盐商是内商。时在嘉靖中期，说明当时杭州的徽州盐商即使不是全部也起码主要是内商。用这个事例来考量两淮边商内商的分化及其时间就更显明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竹下夹
  ＠②原字左钅右奇
  ＠③原字左马右侵去亻
  ＠④原字左忄右冀
  ＠⑤原字左齿右仡去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