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江是钱塘江的上游。我们徽州姑娘的水是下游西施洗脸的水。”两年前，记者在黄山市采访的时候，一位当地人指着不远处并不壮阔的新安江夸耀。
  现在的黄山市就是以前的徽州。在新城市从徽州时代遗留下来的细长的老街上闲逛，看着两边略显破败、有明清遗风的老铺子和铺子里兜售的那些与全国各地旅游景点雷同的纪念品，这样的夸耀至多让你当成有点阿Q味道的笑话。
  然而如果你知道徽州辉煌的往昔，这笑话就会显得别有一番味道。
  10月，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的电视片《徽商》再现了徽商和徽州昔日的显赫。在遥远的明清时代，从徽州流出去的不止是水。黄山脚下那些掩映在树丛里的小村子曾经孕育了长江中下游一个又一个繁华的城镇。“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当徽商的财富传奇完结之后，只留下那些隐藏在山坳里的老屋作为曾经的繁华的见证。
  “徽商是中国社会转型300年间的悲喜剧。”《徽商》的总策划、总撰稿杨晓民说。

无徽不成镇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流传在徽州当地的这句俗谚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徽州人经商传统的由来。
    徽州地区全是山地，山地贫瘠，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三个月左右的口粮，按照农耕文明的逻辑，生在徽州当然是“前世不修”。被逼无奈的徽州人少小离家，背囊里装着徽饼和绳索。饼用来充饥，绳子用来修补轿杠和扁担的吊绳，走投无路的时候用来上吊。
    “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13岁出门经商的徽州后生，开始只是在周边的城市里闯荡，17岁的时候，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及天下。他们顺着新安江把黄山的山货贩运到长江中下游的市镇，把硫磺、兵器等违禁物资贩运到日本、东南亚和葡萄牙。他们到扬州贩盐，把当铺从江南开到京城。
    徽商鼎盛时期，商人们在钱塘江畔弃舟登岸的地方被称为“徽州塘”。
    汉口原是一片芦苇滩，因为徽商的经营，到明末崛起成一座初具规模的市镇，到清朝，已经成为“九省通衢”和吴楚贸易的重镇。
    苏州被《红楼梦》称为红尘里“第一等温柔富贵之乡”。而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前，在这个富贵乡的商业主要是徽州商人在支撑。
    这样的财富故事可以接连罗列很多。
    “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徽州人胡适曾这样解释“无徽不成镇”的含义。
    事实上，徽州商人不仅搭建了城市的物质基础，他们也不断地给自己所生活的城市以文化的滋养。
    徽州素有重视文教的传统，古人的概括是“虽十户之家，亦有诵读”。“贾而好儒”的徽商和晋商迥然有别。清代的山西巡抚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提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中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而徽商在长途跋涉的经常途中也是读书不离手。等他们有钱之后，购书、刻书、买画、听戏、建园林都是重要的消费。而这些活动对于城市形态的丰富和城市品位的提升都有重要作用。
    《四库全书》编纂时，朝廷征求海内秘本，在扬州经营盐业的徽商马裕进献藏书776种，是当时全国私人进献图书最多的一家。
    “明代的后期，特别是万历时期，高度的经济发达以后，产生了一些市民的阶层，他们喜欢看通俗小说，喜欢看一些戏曲的东西，而徽州商人就迎合小市民的情调，因此看我们的徽州刻书，加明代后期的书基本上都是小说、戏曲之类的书记，而且市民阶层的人，光看文字不行，他还要看图，因此绘图在上头，也是徽州商人首先想到的。”黄山市地志办的霍屯建在接受《徽商》剧组采访的时候说。
    为恭迎六下江南的乾隆，徽商修建了大量园林。乾隆第四次下江南，盐商江春曾一夜之间造起扬州白塔。也是这个江春，每年以3万两金锭蓄养家班，仅供家宴时享乐。“没有徽班进京就没有京剧。徽班是什么？就是徽商蓄养的家班。”杨晓民说。
    除了刻书牟利，听戏、买画取乐，有文化自觉的徽州商人或在乡里开办义学，或资助穷困但有见地的儒生著书立说。乃至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乾嘉时期学术的贡献，与南欧巨室豪贾对欧洲文艺复兴的贡献相提并论。

牌坊越多，商业越发达
    在徽商300年由盛而衰的历史中，财富的传奇故事和财富所创造的辉煌不胜枚举。但所有的惊心动魄在电视片《徽商》中都是淡淡地一笔带过。
    从视听的角度，《徽商》堪称保守。一个又一个精美的风景空镜头配着散文诗一样的解说词。没有电视说书人一个接一个的包袱，只有诗人一般上下数百年游走的哲思。舒缓的叙事节奏，适合静下心来，捧上一杯茶，心无旁骛地观看。
    在制作者看来，这样的视听风骨是圄于客观条件必然的选择。
    首先是典型的叙事样本难以选择。“本来讲故事是电视最好的表达方法，但是徽商没有一个从头到尾的家族企业。它跟晋商不一样，晋商有几大家族，但是徽州70%的家庭有人在外面经商，它是全民皆商，大商人可能对朝廷产生重大影响，小的仅能糊口而已。”
    更大的困难来源于时间对于记忆的冲刷。
    编导周亚菲在徽州的村镇广为游历，拜访了许多当地的徽学专家闻所未闻的遗迹。他曾经向那些蹲在老屋的墙根底下晒太阳的老人询问他们祖先的传奇经历，但得到的答案往往是茫然无知的眼神。“之所以画面呈现的是一个个的风景空镜头，因为那就是你在今天的徽州看到的真实场景。”“大盐商江春，一个典型的官商，他在扬州留下来的东西都是非常厉害的，但是你在徽州本土，在他的村庄，甚至在史料记载中，人们对他都已经忘记了。”
    另外一方面，存在于文献中的徽商也是残缺不全的。
    “中国的商人地位很低，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末位。除非是他们在给宗族或乡里作贡献，比如建祠堂、修桥、办义学的时候，在县志里记载个名字，关于他们经商活动的记载很少。”杨晓民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商人是沉默的，毫无光彩。到了明清，商人成了有影响的势力，标志着中国的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交换势不可当，这是喜。但是中国古代商人一直没有法人地位，他的财产受不到任何保护，商业运作靠商人道德和伦理来支撑，商业资本没有转化成产业的渠道，商业利润只能回到土地上，购置房产，兴建祠堂。商业活动没有推动社会转型，反而强化了封建社会，这就是悲。”
    今天，作为徽商悲喜剧的见证长存于世的，是那些卓然屹立在徽州乡间的牌坊和老屋。牌坊是悲，老屋是喜。
    徽商在处世哲学上，兼具儒生引经据典和商人现实狡黠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利用王阳明以后的新理学重视人的私欲的特别，为自己“舍本逐末”追求商业利润而辩护；另一方面，他们在家乡又尊崇“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你出去经商，家里的老婆跟人跑了怎么办？所以需要程朱理学禁锢住。徽州的牌坊越多，它的商业越发达，建牌坊和商业经济的增长是同步的。”杨晓民说。
    天井是徽派建筑不可或缺的元素。经商讲究聚财，按照风水理论，天井和福禄相关，四面屋檐上的雨水都流到天井里象征着四方之财源源不断流到自己家中。
    “街巷又深又窄，阳光射不进去，但可以看到明朗的天空。石板路蜿蜒曲折，黑瓦墙顶高低起伏，形态端庄......穿过饰有精巧砖刻门罩的大门，进入室内，令人吃惊的是，从上面射入的明亮幽静的光线，洒满了整个空间。人似乎在这个空间里消失了。站在这里仰视，四周是房檐，天只有一长条，一种与外界隔绝的静寂弥漫其中。”一位日本建筑学者曾这样描述古徽州的民居。
    这样的老屋营造的空间也许是压抑的，但它精巧的结构和被砖雕、木雕刻画的精美局部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瑰宝。它的存在，引得有心人去探索这些老屋背后的辉煌，顺着这个线索，他们会渐渐知道乾嘉学派，知道新安医学和新安画派，知道徽商。
    而这样的线索也正是《徽商》的制作人员发现徽文化的历程。1992年到黄山旅游的杨晓民对徽文化萌生了强烈的好奇。十几年后，他和朋友们用两年的时间拍摄了电视系列片《徽州》，其中的一集讲徽商，后来这一集的内容被拓宽成又一部电视片。“《徽州》是展示徽文化的灿烂，《徽商》是探讨背后什么东西在支撑着这种文化。”杨晓民说。
    在从根上盘店徽文化之外，他还有更大的“野心”：“中国的历史教育比较弱。中国人对封建社会几千年的经济运行形态和商业形态都不太知道。徽商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大喷发，他们成功之后，又推动了文化的发展。通过徽商一系列的活动去看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可以看出我们老祖先到底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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