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重读“儒商”

“儒商”身影

徽商被誉为“儒商”。他们的确“贾而好儒”，与山陕商人有着明显的差异。

且看一份历史记录：

郑生名作，字宜述，号方山子。尝读书方山中，已，弃去为商。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梁间。……识者谓郑生虽商也，而实非商也。

商人因为和钱打交道，所以形象往往带有铜臭气。可是这位叫郑作的明代徽商却大不一样。他号方山子，虽然四处经商，却“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梁间”，这倒是一个书生的形象，哪里像一个商人！难怪熟悉他的人都说：“郑生虽商也，而实非商也。”这正是徽商留下的历史背影。

传统的熏陶

由于徽州教育一直很发达，不少人小时候都读过书，但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经商的道路。清代婺源县的董邦直就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徽商的人生道路：先“业儒”——读书，后不得不经商，在经商的同时仍然读书不辍，最后在文化上还小有建树。他弟兄五人，本来都读书，但家庭生计需要他经商，在奔走之余，他没有丢掉书籍和爱好，借着经商足迹，他广交名流，自己也不断创作，编有诗集四卷、词集三卷。徽商是商人，但他们醉心于文化；他们是商人，却曾经读书。他们有很重的商人气，但也不乏书卷气。

与士大夫的交往

徽商的“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和文人士大夫的交往上。清代扬州总商江春，在相传是明代文人康海（对山）的读书处建起了康山草堂，还筑有江园、深庄、东园等别业。江春建筑这些园林别业，既供自己享用，也用来聚会文人，吟风弄月，显示其风雅。乾隆年间，他邀集了一批文人在康山草堂悬像赋诗，以纪念苏东坡诞辰700年，金农、郑板桥、戴震、金兆燕，以及吴敬梓的儿子吴烺都参与其中，成为一时盛会。袁枚在给他写的墓志铭中记载他“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赋琴歌，不申旦不止。”有的文人，如蒋士铨、金兆燕就居住在康山草堂的秋声馆内。他也喜欢藏书、刻书，曾经在北京一次就收购了数万卷古书，刻印的书籍也很不少。

由“商”而“儒”

有的徽商不仅“好儒”，而且弃“贾”业“儒”。清代乾隆年间的程晋芳本来是盐商，却一心好儒，广购图书达5万册，年过40后，终于考中进士，四库馆开，他被选为翰林院编修，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包括袁枚在内的很多著名的文人士大夫和他都有交往，对他也很推崇。

“好儒”的动因

徽商“好儒”，是徽州的文化传统浸润的结果，又是现实逼迫的产物。因为“四民之末”的地位，使他们强烈要求改变身份，自己改变不了，就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身上，所以他们极其重视教育；他们要获得政治庇护，就必须以“风雅”的姿态和官员、文人们交往；他们要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提升自己的美誉度，就要投资各种文化活动和文化设施。他们的“好儒”既来自于内心对文化的向往，又带有“做秀”的成分。

儒商的局限性

徽商“好儒”，使之对中国文化史有积极的贡献，但也其局限性。首先，它表明了商人在封建社会中地位的卑微，尽管他们富甲天下，却不得不依附于封建政治，借“儒”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其次，他们将所获得的商业利润用来结交“儒林”，投资文化，没有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对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未能走出更大的贡献。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确立商人的价值观，他们认识不到商人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一个成功商人并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因而总是希望子孙后代不再作商人，自己创下的经商事业也没有得到继承和扩展，这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显然是没有好处的。

总之，历史上的徽商曾经有过骄人的辉煌。但在辉煌的背后，蕴涵着他们无奈的选择和种种艰辛乃至屈辱，从而也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追求和种种作为。在以儒家思想为传统的封建社会里，在重农抑商的时代，徽商的经商之路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们虽然取得了成功、拥有了巨额财富，但他们并没有和别的商人一同形成一个独立阶层，没有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就摆脱不了“四民之末”的自卑；他们在人生价值取向上仍然以“耕读”为根本，在经营活动中处处受到限制乃至遭受欺压和凌辱。因此，他们表现出“好儒”的特点，上交官府、士大夫乃至天子，积极培养子弟读书以改变商人身份。他们的人生悲喜剧是封建社会商人的悲喜剧。

今天，商人的创业环境已经不同于封建社会。“新徽商”已经逐渐成为安徽经济发展的新符号。但是，从历史徽商悲喜剧中，我们应该意识到，社会应该给商人以更多的理解和宽容，给他们创业以更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心理环境；反之，商人或企业家们也更应该摆脱传统的影响，构建起新的商人人格和新的价值系统，在法制的轨道内，以诚信为基石，通过创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而促进安徽经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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