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文化—徽商—徽商发展与清代状元的关系研究(六)
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27]这番话,道出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组织的典型情况。
徽商与宗族势力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徽商经营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徽商所雇佣的伙计,大多为族人;由于宗族势力在资金与人力上的支持,使徽人经商之势历久不衰;徽商在竞争中的进一步发展,如建立商业龚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等等,更是离不开宗族势力的支持。宗族势力促进了徽商的发展,徽商资本反过来也强化了宗族势力,支持了宗族组织的许多种事业与活动[28]。
在众多的江南家族中,普遍保持有一种重视文化的传统,有浓厚的尚文风气,它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这种传统与风气,得到了徽商的鼎力襄赞。
首先,广置族田。族田是家族的公共财产,包括义田、祭田、祠田、学田等,它除了为祭扫祠墓、迎神赛会、增修族谱提供费用,为赡济贫族、解决其衣食之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项,便是资助开办义塾,解决族人子弟的笔墨膏火之资,并为族中优异子弟提供科举应试的费用。如安徽婺源太白潘氏在明代合族建置义田百亩,“开太白精舍,供族内子弟入学”。清代,潭渡孝里黄氏宗族也从祠产中“开支修脯,敦请明师,开设蒙学,教育各堂无力读书子弟”[29]。皖省人文之盛,与族产所起的作用密切相关。
其次,兴办族学。明清时期,地方上的启蒙学校,有以村落为单位举办的社学,也有以家族为单位开设的族塾。族塾,又称塾学、义学、义塾,它是家族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江南地区的家族普遍重视兴办塾学,一般说来,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族,都有一个族塾。辟房一间,聘请塾师一个,带领数个至十数个儿童,教他们认字读书。入学者必须是本族的子弟,办学经费来自族产。如安徽濡须胡氏《家规》说:“今公议置义塾,请一明师,……有能进步,公给迎学,庶礼义可兴,不湮没人才,实祖宗阴灵所欣赏也。”很多宗族都规定,族内子弟不论智力如何,皆入塾就学、识字读书,即使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必须知书识礼,明白作人的道理。不用说,族塾对于文化的传播和儒家思想的灌输起了相当的作用。在我国华北地区,这种族塾则极少见。
第三,重视仕途。江南各地的家族,往往采取许多措施,着力培养族内人才去获取功名和跻身仕途。这一点,与徽商所拳拳者,完全一致。徽州《明泾胡氏龙井派宗谱》有一段很详细的记载:“凡攻举子业者,岁四仲月请齐集会馆会课。祠内供给赴会。无文者罚银二钱,当日不交卷者罚一钱。祠内托人批阅。其学成名立者,赏入泮贺银一两,补禀贺银一两,出贡贺银五两,登科贺银五十两,仍为建竖旌匾,甲第以上加倍。至若省试盘费颇繁,贫士或艰于资斧,每当宾兴之年,各名给元银二两,仍设酌为饯荣行。有科举者全给,录遗者先给一半,俟入棘闱,然后补足。会试者每人给盘费十两。为父兄者幸有可选子弟,毋令轻易废弃。盖四民之中,士居其首,读书立身胜于他务也。”[30]如此具体地对读书士子进行物质帮助和精神鼓励,用心可谓良苦。很明显,这是为了便于本族子弟在科场中竞奔,使其更有机会进入封建官僚阶层。而他们一旦仕途得志,又会反转来为本族族众增添无尚荣耀和提供政治保障。有的学者在比较了华南和华北地区的情况以后说:“华北缺乏强宗大族,宗族成员中不能连绵地出现有功名者,其大多数地主都是普通地主。由于与政府没有任何联系,普通地主无法逃避地方官吏的‘敲诈’,在歉收时无法收齐地租。而在华南地区,士绅地主的经济力量是与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能非常胜任愉快地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但可以防止官吏滥用职权,可以保证收齐地租,而且能够插手地方的统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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