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徽商的鼎力襄赞下，徽州科举及第之人甚众。当时流传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的佳话。三殿撰是指：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状元黄轩，休宁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状元金榜，歙县人；乾隆四十年乙未科状元吴锡龄，休宁人。他们三人，是连科高中一甲一名进士。四翰林指同治十年辛未科的梁耀枢、郑成章、黄崇惺、汪运纶，他们同科获进士及第，几个人的住家，分布在一条风光秀丽的溪水之滨，相距仅十数里而已。再以歙县一地而论，据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题名榜”载，歙县本籍与寄籍之“官京朝、取科第”者，共有：进士296人，其中状元5人、榜眼2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曾任内阁大学士者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察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16]。由此我们可知，有清一代安徽出本籍状元9人、寄籍状元15人，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了。

    其次，在商业活动中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有助于提高商人的威信，推动商业经营。

    士而兼商或商而兼士的人，是带着浓厚的儒家气息混迹商界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使他们得益不浅。譬如，诚实不欺、公平守信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许多徽商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伦理观念与经营原则。如大盐商吴时英手下的一个“掌计”，借用他的名义向别人借了一万六千缗钱，后来还不了债。事发后，有人对吴说：“彼债彼还，尔公何与焉！”吴却答道：“诸长者挈累万而贷不知，何者？人信吾名也。吾党因而为僭，而吾以僭乘之，其曲在我。是曰倍德，倍德不祥。”后来，他还是亲自还了这笔债务[17]。不仅大商人如此，一般商人的帮手，也十分注意洁身自好。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便十分称赞徽商的伙计：“其人铢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而无遗。”[18]在商业贸易中，也是如此，公平守信给他们带来不少好处。

    由于儒家思想的薰陶，徽商普遍鄙夷腰缠万贯而又唯利是图的人。他们尊奉“利以义制”的信条。汪道昆曾记述这样一个徽商的事迹：“癸卯谷贱伤农，诸贾人持谷价不予，长公独与平价囷积之。明年饥，谷踊贵，长公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境内德长公，诵义至今不绝。”[19]这样，也使商人广揽了声誉，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第三，学风称盛于世，许多商贾士人以弘扬儒家文化为最大的志趣。

    由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徽州自南宋以后，文风日盛，“彬彬多文学之士，其风埒于邹鲁”[20]。加之安徽是理学家朱熹的故里，更使芸芸士子以名教相砥砺。茗州《吴氏家典》云：“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由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许多徽商及其子弟把志趣集中在藏书、著述及与学者文人的交流方面。其中一个典型的人物，便是巨商鲍廷博。据载：“鲍廷博，字以文，安徽歙县人。少习会计，流寓浙中，因家焉。以冶坊为世业，而喜读书，载籍极博。乾隆三十八年诏求天下遗书。廷博独得三百余种，赍浙江学政王杰上进，奉旨以内府所刻《图书集成》一部赐廷博，乡里荣之。廷博尝校刻《知不足斋丛书》二十四集，嘉庆二十年流传禁中，仁宗见之，传谕抚臣曰：‘朕近日读鲍氏丛书，亦名知不足斋，为语鲍氏勿改，联帝王家之知不足，鲍氏乃读书人知不足也。’迨廿五至廿八集进呈，有旨赐举人，传为盛事。”[21]这位鲍廷博，平日购书以养志，裒然成大藏书家，因进献图书而受知于乾隆、嘉庆两朝，名闻当时。他获举人头衔时，已年逾八旬。还有记载说他：“居恒好学，耽吟咏，不求仕宦，天趣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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