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明清时代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绩溪、黟县、祁门、婺源等六县经营商业的人。因隋唐年间曾在此置新安郡，故亦习称“新安商人”。从明代中期开始，由于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加快，商品流通范围日益扩大，商人资本日趋活跃起来。当时，全国出现了多种商人集团，其中，以徽商和晋商的势力为最雄厚。明人谢肇淛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即山西。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百余年间，是徽商活动的鼎盛时期。关于徽商兴起的历史背景，史家的说法不尽一致，见仁见智。不过以下几点，是可以肯定的：（1）徽州是一个峰峦重叠的山区，人多田少，难以为业，许多人不得不外出经营工商业以谋生。谢肇淛说：“吴之新安，闽之福唐，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诚有不可解者，盖地狭则无田以自食，而人众则射利之途愈广故也。”[①]类似记载，比比皆是，这是徽州多商贾的主要原因。（2）徽州地区山林特产和手工业品丰富繁多，可与其他区互通有无，交换粮食布帛等，这就为商业贸易提供了物质条件。徽郡多山，盛产名茶；山林丛密，木材储量极大；陶土质优，景德镇烧瓷；漆器作工，亦属上乘。在传统的文房四宝中，徽州占纸、砚、墨三宝之冠，销售海内外。（3）徽州虽然万山萦绕，陆行不畅，但新安江、浙溪、绩溪等可通舟楫，与江浙等地往来十分便当。再者徽州地处江南经济发达地区附近，徽商可经营起各种商业，如典当、布、丝业等，以应需要。（4）封建官府的盐业政策，极大地扶植了徽州盐商势力的发展。明朝成化以后，中央政府改变“开中法”，把原来商人先输粮到边区，再换得食盐贩卖的方法，改为商人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听其贩卖。于是，盐商大受其益。重要的产盐区——两淮、江浙，成为了盐商的聚集中心，新安商人首得其惠。由于上述几种原因，徽人经商蔚成风气。形成“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②]的局面。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又其迩焉者矣，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③]徽商经营的项目，主要是茶、木、典当及盐业，“茶叶六县皆产，木则婺源为盛，质铺几遍郡国，而盐商咸萃于淮浙。”[④]

    因此，江浙两省状元中凡祖籍在安徽者，便多出自徽州府，而且有经商的历史。如潘世恩，祖籍歙州，明末时六世祖潘仲兰迁于吴。五世祖潘景文曾以商籍隶浙江，至潘世恩祖父时又改籍吴县。[⑤]又如金德瑛，祖籍休宁，曾祖父章奇时，“见世衰乱，独弃书治生，侨寓常州，遂豪于财。百余年来，近属几千人，皆赖以养生送死，公（金德瑛）故有富名。”[⑥]等等。不过，徽商还具有两个根本性的特征，它与我们研究的科名盛事，关系极为密切。

    第一，官商结合，互相结托。

    在封建时代，商人结交官府，早已有之。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在徽商之中，或本人拥有煌煌官衔，或父官子商或子官父商，或先做官后经商或先经商后做官的，或终身一介布衣，但与名门显宦交往密切。商人与官僚结合目的是为了受到国家的保护和获得种种封建的特权。特别是盐商，当时的盐业是由封建政府控制的，只有经过官方特许才能从事经营买卖。徽州的缙绅巨族之所以能“业鹾于淮南北”，便是官商互相结托的结果。由于徽商长期经商盐业，基本上统揽了两淮盐政。在两淮的八“总商”中，徽人就占了四名。总商是盐业界与政府打交道的代表，同时也是盐商内部的调解人与管事人，职务十分显要。许承尧曾说：“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词垣跻 仕者，更未易卜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其间，则固商而兼士矣。”[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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