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他每到一地，必先入书市观书，尔后再做生意。他通常一买就是几百本，致使后来“舟车往返，必载书箧自随”。虽然家为富商，他却始终保持着徽州人祖辈传统的节俭美德，举家老少概不锦衣美食，唯有求书见慷慨。
著名盐商吴鈵，徽州歙县人氏。据史书记载道：“经史子集，环列几前，至老未尝释卷”。可见他一生是很勤奋的，后来是“昼筹盐策，夜究简编”，较有成就。
    明末时，徽州婺源县，有个商人王尚儒，十五、六岁就离开家乡赴荆楚经商。当时正值战争频繁的多事之秋，商行里规定轮流守夜值班，以防不测。同行们无不认为是项苦差事，而尚儒则以此为乐道：夜读通宵，有公费油膏，无人干扰，真乃是美差!他主动向商行提出：愿代诸同事守夜。上下自当拥戴不提，同事们更是感激不尽。于是他夜夜读书达旦，学问长进很快。
    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安徽商人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尚文的传统培育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因此有人说，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
    徽商爱打文化牌的直接效果就是产生了徽州文化，徽州文化是千年徽州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现在的徽州遗存更多的是精神文化层面和制度文化层面下的底蕴。学者中间“徽学”概念的提出，把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徽学”作为与敦煌学、藏学比肩而立的中国三大地方学之一来对待，加以研究。徽州文化始终在弘扬着中华文化，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极好的弘扬。人们从现存的徽州文化上，不难看出其折射出的中华文化的特色、风姿和曾有的辉煌，看到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力量。而且，在某些领域，徽州文化甚至还超过了中原文化。
    地处万山丛中的徽州，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使得徽民在务农工的同时，大量外出（亦包括在本地）从贾经商或业儒入仕，所以“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王世贞《增程君五十寿序》）虽说贾道和儒术是以往人们或谋取生计安身立命或成就事业出人头地的主要人生通途，但众多徽人或“先贾后儒”，或“先儒后贾”，或贾儒兼事，“亦儒亦贾”，他们却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竟致出现“新都（徽州的古郡名称）三贾一儒”（明歙人汪道昆《太函集》）的兴盛景况。
状元是中国科举制度的特殊产物，也是封建时代衡量一个区域文化的标准。当时，状元是社会各阶层推崇备至的偶像，考取状元更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据最新调查资料显示，从唐武德五年（622）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科举的1300年间，有案可稽的有名有姓的状元为649位。其中从宋嘉定十年（1217）到光绪六年（1880），安徽休宁籍状元有19位，比例居全国之首。因此休宁有“中国第一状元县”的美誉。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诞生了我国历史上站在西方讲台上的第一人——戈鲲化。戈鲲化，字砚约，一字彦员，休宁县人，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经历了兵燹流离之苦。大约在清同治二年（1863年）前后，来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任职。二年期满，移居宁波，在英国领事馆任职时间长达15年之久，其间曾捐了一个五品宁波候选同知的官。戈鲲化善长诗歌，出版有《人寿堂诗钞》和《人寿集》，在当时中国文化圈中颇有名气。在美、英领事馆的工作经历，使戈鲲化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还教过一位英国学生和法国学生。
    19世纪末，美国哈佛大学决定设中文讲座，培养通中文的人才，以增强美国在中国进行商业贸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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