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徽州人的确有很多的不同。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悲壮的社会群体，是极具人文理念的历史名词。徽州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徽州人骨子里珍藏的是独特的徽州儒风。程朱理学的长期熏陶，铸就了绩溪人内秀、谦让、保守的性格。无论为官为商，无论从文从医，他们坦荡睿智，崇文尚学蔚然成风，儒家品味一览无余。绩溪人创建的“桂枝书院”，不仅是绩溪历史上第一个书院，也是安徽省最早的书院。清光绪间绩人首建“毓才坊”女校，开创安徽女子学校的先河。平民化的徽州文风不断孕育出众多的历史人物：隋末农民起义领袖汪华，宋代文学大家胡仔、名臣胡舜陟，明代户部尚书胡富、工部尚书胡松、兵部尚书胡宗宪，清代宦海“三奇士”邵绮园、程秉钊、胡铁花。尤其起于东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的绩商不能不说是绩人的典范。这些新安大贾们充满着传统儒学人文精神，在徽杭古道上来去匆匆，义、利交融，儒、贾一身，甚至官、商一体。徽商巨贾胡雪岩、胡炳衡，徽墨巨匠胡开文……他们从绩溪这块偏居一隅而又充满神话的土地走出去，不断书写着“徽骆驼”的精髓，在历史的时空里回响。
    明清之际，徽商的足迹几遍宇内，雄霸三百余年。徽州商帮集团便在一系列社会、文化变迁中孕育而生。数百年间，徽商们所代表的商业文明不断冲击着农业文明，富裕起来的徽商们极为重视文化教育，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
有人归纳徽商的性格特征是：多儒商，爱打文化牌。自古至今，以徽商是：日常皆好读书习文，大户大族人家如此，小户小姓人家亦这样。此风歙县和休宁最甚，弘治《徽州府志》“风俗”记载：“旧志六县，山壤限隔，俗或不同，歙附郭其俗与休宁近，读书力田，间事商贾。”读书总是第一位的；居而皆多礼仪，至少是在明代，徽州就有“礼仪之邦”之誉。清休宁茗洲的一个吴氏家庭在其《家典》中则更是明确提出：“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这其间造就的学者极多。特别是休宁，早在南宋淳熙年间《新安志》就曾记：“休宁俗，亟多学者。”历史上著名的学者数不胜数，明万历年间休宁人曾在县治东门外建造一座“九贤坊”，以旌表历史上的“休宁理学九贤”，他们是：宋代程大昌、吴儆、程若庸，元代陈栎、倪士毅，明代朱升、赵汸、范淮、汪循。对此，明末清初休宁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记载到：“休宁理学九贤坊，以程文简公（大昌）为首，盖朱子而外皆卓卓者也。”清代则有大思想家戴震等。他们个个都风流千古。
    一贯以来，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营利为惟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儒商”的美名。徽商中不乏饱学之士，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这是安徽商人的传统。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
    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象商人的样子。还有同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日本侵入高丽(朝鲜)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其父吴时俸，皇赐“文华殿中书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清代绩溪人章策，自幼爱读圣贤书。成人后，在浙江兰溪随父习贾行商，并因经商得法致富。他的爱好是买集善书，因而积聚书册万卷，并孜孜以读，每日商务再忙也从不间断。
    明代休宁人汪应诰；出身于盐商世家，诗书五经却无不精。汪氏宗谱记载他曾经商于闽粤一带，称其为“好读书其天性，雅善诗史”。对《通鉴纲目》等诸典籍研究很深。传说他商务得闲时，常读书到了如痴似狂的地步，有时甚至能在书房中整整坐上一日，专心致志地阅读。每当有人临科考试茫然不知论题的出处，偶尔来求教时，他即能告之此题出于何处，求者回去翻书，竟不差分厘。
    同代人黟县胡春帆，更是非同小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