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话，叫做“无徽不成镇！”，“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个地方就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小村落变成小市镇了。这个以“徽骆驼”自嘲的大商帮曾创造了“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无徽不成商”的商业神话，叱咤中国经济舞台300余年。

    他们的发迹和中兴、他们的奋斗屐痕，还有那片曾孕育了红顶商人胡雪岩、国学巨匠胡适、“湖畔”诗人汪静之等一代巨贾、名儒的徽州大地，无不激发着我们强烈的好奇。他们曾经富可敌国。据考证，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徽商的资本总量就已有3000万两白银，到了清中叶，更是达到8000万两，令人瞠目结舌，几乎等同于那时天子乾隆皇帝的“年收入”。而创造这些神话的徽商是我们无法忘却的财富英雄。
    徽州境内多山，沟壑纵横，耕地极少，旧时一年打下来的粮食，也就够一家人吃二、三个月。为求生存，只好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这也正是“徽商遍天下”的原因。徽州的男人生活的压力非常大，行走在古徽州的大街小享，所到之处，无论建筑还是文化，甚至是历史，皆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关于生存的渴望。这种渴望如巨石般，千百年来，一直压在徽州男人的肩上，不曾减轻。
    在徽州，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所以那时的徽州男子小小年纪就要出去做童工，或是做学徒，直到经营有成才可荣归故里。如果有哪家的孩子受不了打工的辛劳和思乡的苦，半路跑了回来，不仅要被村人嘲笑为“茴香”（回乡）豆腐干，就连父母也认为这是有辱门庭的事，要将其赶出门去。
    如此的压力与重负，造就了一大批成功的徽商，尤其是江浙一带，因为地缘关系，徽商特别的多。从东晋至晚清，徽商经营最成功的行业就是当铺和官盐，淮扬的巨商几乎全都是徽州人，在明代话本里，“徽州朝奉”已然成为了当铺掌柜的代名词，而明清两代的徽商更是垄断了整个官盐的贸易。正是因为这些徽商，才有了夹柳带桃的瘦西湖，才有了乾隆下江南时一夜成塔的传说，才有了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红顶商人（官商）。
    在封建社会，人们的阶级等级也是相当森严的，市、农、工、商，商人始终处于社会的最下层。从屯溪往黄山一路走来，无论是田间的农舍，还是半山腰的民宅，清一色的白墙灰瓦，清一色的马头墙，这样的颜色与造型是徽州当地民居的一大特色，整洁朴素，却又非常实用。然而这么多的房子，却没有一户人家的大门朝南开。究其原因，是因为皇帝是坐北朝南的，所以官府的大门都是朝南八字大开，而商人一来没有社会地位，不能仿效；二来也是取忌惹官非之意。正应了那句俗语“商家大门不朝南，兵家大门不朝北（忌败北）”。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早期生活的土著人是山越人。东汉末年以后，北方中原一带由于战乱频仍，人们纷纷渡江南迁。徽州由于地靠江南，处“万山丛中”，《徽州府志》上记其“形势”是：“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因此，如世外桃源，许多迁徙的中原名家士族在此获得避难安居之所。纵观徽州移民的历史，有三次高潮，即魏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唐末的黄巢起义和两宋时期的“靖康南渡”，这其中尤以“黄巢之乱”为著，一次就迁居来近二十个姓族。他们迁到徽州以后，一方面带来了发达的中原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技术，从而整合、改造了原徽州本土的丛林经济；另一方面，是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化，以教化乡里，礼授社会，“起学校、习礼容”，习俗由此渐变，“尚武之风显于梁陈，右文之习振于唐宋”。
    自明朝嘉靖万历之后，徽商便逐步在所在经营的许多重要商业部门占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以至执其牛耳，造成“无徽不成镇”的气势和局面。由于长之以往人气旺盛，竟至在钱塘江畔徽人弃舟登岸处，人们称之为“徽州塘”，而歙县江村人在杭州聚居的里弄也被称作“小江村”，在杭州，徽州木商颇成气候，更有经营钱庄等的绩溪籍“红顶商人”胡雪岩、黟籍商人剪刀大王张小泉等辈名噪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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