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沈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月B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民国八年七月

胡适和章士钊

长河
  
　　胡适和章士钊都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两人都以文章立世，以文名而涉政，各领风骚几十年。两人从政，可说是吃错了饭，不过不影响二位仍然是伟大的人，伟大不在地位，名声，而是人品人格所系。
　　章士钊二十出头就做了《苏报》的主编，后游学英伦，归来后自创《甲寅杂志》，甲寅年正是虎年，杂志以虎头为徵，又有虎头杂志之称，因笔锋犀利观点新颖，每期出版市面上即收购一空，与梁启超在天津办的《庸言》杂志形成南北争艳的局面。
　　章士钊作过段祺瑞政府的教育和司法部长，做过官，资助过革命青年毛泽东，总之，是个人物，大人物。
　　胡适少章士钊十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曾经翻译法国作家都德的作品并邮寄给《甲寅杂志》，以求发表。章士钊予以刊登，并回信一封。这是章胡二人的初次纸上交往。
　　胡适那个时候还是文学青年，翻译和写信的文笔，还是文言文，后来，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白话文的推手和鼓手，他也是个人物，大人物。
　　胡适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开始鼓吹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并向文言文宣战。期间与章士钊面识，结为文友。
　　时章士钊虽热衷于政治，但治学终是他的资本，古文是他的衣钵，所以抽空他还是著文猛批白话文和新文学。甚至在酒后饭余闲聊谈天的当儿，都不放过攻击白话文。话锋自然触及当头人物:胡适，以往的文学青年。后又撰文《评新文化运动》发表在《新闻报》上，指名单挑小梁王，直指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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