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文化—安徽名人—当代三绝林散之(四)
1963年,林散之应聘为江苏省国画院画师之后,曾与画院同赴苏南、苏北写生。三年间,作画甚勤。1966年“文革”浩劫开始后,所藏大量书籍、字画、碑帖被查抄焚毁,生活动荡不定。1970年全身严重烫伤,险些丧命。此后,他作书较多。而作画,未再外出写生,多追忆往昔写生印象,尤以画黄山烟云景色为多。其用笔与作书同,曲中求直,方圆相兼。水墨则竭尽干湿浓淡的交互变化,表现烟云气象的丰富意趣,从而造就其高出时人的水墨技巧, 与其师黄宾虹不同。黄之墨法有苍浑之气,林之墨法则更多灵润之意。他在这一方面深切而独到的体验,施之于草书,为草书开一新境界。而其在写意山水画的意境追求上,景物造型上及布白的奇正、虚实、墨白的处理手法上所获得的深切体会,渗透其书法的字法、章法,又使其书具有了独特的个味。
林散之自述:“余八岁时,开始学艺,未有师承。十六岁从乡亲范培开先生学书。先生授以唐碑,并授安吴执笔悬腕之法,心好习之广又云:“余学书,初从范先生,一变;继从张先生,一变;后从黄先生及远游,一变;方稀之后,又一变矣。”其自我鉴定书法进程为四个阶段。
他从小即勤奋习书。从现存其十七岁时自订诗稿《古棠三痴生拙稿》来看,此时不仅其诗已颇具功力与性情,其小字行草书,以 《怀仁集王圣教序》为底,已颇具功力与文人气息,所书甚熟练,然点画用笔较文弱。从这本诗集手稿,可概见其“未有师承”时期至其拜师之初已达到的水平。
谈到从师于范培开所得,他自言:“我用悬腕写字全亏范先生的教导。本来我写字是伏在案上,全用笔拖,不懂也不敢悬腕。从范先生学书后方懂得悬腕之法。悬腕才能用笔活,运转自如。”这一感受十分深刻。不能悬腕,在写诗稿一类的小字时还无大妨碍, 若写大一点的字,就不能贯气自如地运笔了。这一教导,使他有了远大的前途。
他又说:“余初学书,由唐入魏,由魏入汉,转而入唐,宋、元, 降而明、清,皆所摹习。于汉师《礼器》、《张迁》《孔宙》、《衡方》、《乙瑛》、《曹全》;于魏师《张猛龙》、《贾使君》、《爨龙颜》、《爨宝子》、《嵩高灵庙》、《张黑女》、《崔敬邕》;于晋学《阁帖》;于唐学颜平原。 柳诚悬、杨少师、李北海,而于北海学之最久,反复习之。以宋之米 氏、元之赵氏、明之王觉斯、董思白诸公,皆力学之。”其学书临古之 脉络如此。可见林散之思想开明,是以兼融并取的态度广为取法古人的。他无论碑、帖,无论何家何派,各取其所长。对隶、真、行。 草诸体,终其一生,苦心钻研。唯于篆书,他末提及。曾见其所书, 亦甚有功力,趣味不凡,笔法得自其师黄宾虹。
林散之曾自言其十六岁写柳公权《玄秘塔》,其结体秀峭,用笔瘦硬,对他后来个性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调。这时,他得到了范培开的指授。十八岁后又从张栗庵学诗古文辞,书法亦获其教导。 张氏书宗晋唐,于榕遂良、米海岳尤精至。在法度与文人气息上均 对他有很大影响;从其二十余岁时画上题字与真书诗稿《四时读书乐》中分明可见。他又于魏碑下过很大功夫,尤其对《张猛龙碑》用 功最多,此碑体态较修长、舒展,点画亦较瘦硬,正可与柳体互补,更增奇姿异态。林书风格主要以此二碑立骨。而他“于李北海学之最久”,所取乃是北海书体势宽博中见紧密,秀中藏拙的意态。
林散之书法总体上说,是以南北朝晋唐碑刻筑基,又从《阁帖》学晋人书,并取法唐、宋、元、明诸名家手札,得其意韵,同时临习汉 隶名碑,数十年不辍,故其书刚中见柔,兼有碑之骨、帖之韵,又渗透着汉隶朴拙之意。其书,不仅创作,即临写各体碑帖,凡粗壮风格者,其笔下所临皆趋于瘦硬。他信奉杜甫所谓“书贵瘦硬始通神”的审美观念,这也是其书风格的基本特点。
从师黄宾虹,对其书法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黄氏对笔墨技巧的钻研为现代之冠。林散之论书有“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入圆时更觉方”句,这一笔法原理来自黄宾虹对他的指教与影响。他自师从黄宾虹后,不仅画入其门,书亦得其法。其书用 笔与体势在很长时期内颇近于黄体,曲中求直,圆中求方,无论纵横,均不直过,疾涩相应,强调对折钗股、屋漏痕意理的感悟。即晚年所书字形虽不似黄体,但笔法仍守黄书之神髓,可见其善学。
林散之自言:“六十岁前,我游骋于法度之中。六十岁后稍稍有数,就不拘于法。”观其作品,确如其言。大约此前的作品,虽格调、意韵甚好,但用笔与结字均在高度的理性把握之中,观赏时可 以感觉得到。六十岁后所书循法度而能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从而有天趣流露,此即其所谓“不拘于法”。大约七十岁后所书,强调个性、追求天趣成为其审美的主导倾向,创作中用笔大为放开,不同状态下作书即有不同的情意介人,故作品一时有一时之气象。八十岁后进入自由之境,作书时已无法度意识,落笔皆随意、随兴为之,出神入化,意趣天成。此时作品,笔墨变化妙不可言,往往不见点画与结字形态之具象,但其虚灵超脱的墨象似无意中受看法度的调控,有无尽的内蕴,令人捉摸不透,玩味不尽。这是林散之书法艺术发展的最高阶段、最高境界。这是足以笑傲于中国书法史 的、不同于古今书坛所有大家的独到境界。
林散之中年时代的行书基本面目是米芾、董其昌和黄宾虹的 合成。后又钻研王铎的行书与草书。关于他学草书的年龄,其自 言:“我到六十岁后才学草书,有许多甘苦体会。没有写碑的底子, 不会有成就。”他学书数十年,常写碑,旨在锤炼其书法线条的力 度、涩度、厚度与拙朴趣味。所谓“六十岁后才学草书”当指其六十 岁后才以草书为专攻。现存他三十余岁时的草书作品已颇见功 力,四十余岁所作草书已形成其个人风格的基本模型,大抵为黄宾 虹笔法与怀素草书体势相渗透。六十岁后,他将主攻目标转向了 草书,对书体中难度最高、艺术抒情性最强的草体作最后的冲刺。 以攀登书法艺术的最高峰。
在这最后阶段,他谋求诸家草法的溶合,尤其是将怀素与王铎 两家草法加以变通。他对王铎草书有深刻的认识。王铎草书承继 二王、怀素,并合以米芾笔法,精熟至极,奇巧至极,真可谓无以复 加,走其老路,恐难以再创新境。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加以变 长法。其以隶意入草,涵溶于笔墨之间,无一生硬之迹,非深识其书 者,难以看破。他以深厚的汉隶功力来改造王铎草法,返熟为生, 以拙破巧,从而造就了林散之草体。这是他独具胆识与创意之处, 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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