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林散之应聘为江苏省国画院画师之后，曾与画院同赴苏南、苏北写生。三年间，作画甚勤。1966年“文革”浩劫开始后，所藏大量书籍、字画、碑帖被查抄焚毁，生活动荡不定。1970年全身严重烫伤，险些丧命。此后，他作书较多。而作画，未再外出写生，多追忆往昔写生印象，尤以画黄山烟云景色为多。其用笔与作书同，曲中求直，方圆相兼。水墨则竭尽干湿浓淡的交互变化，表现烟云气象的丰富意趣，从而造就其高出时人的水墨技巧， 与其师黄宾虹不同。黄之墨法有苍浑之气，林之墨法则更多灵润之意。他在这一方面深切而独到的体验，施之于草书，为草书开一新境界。而其在写意山水画的意境追求上，景物造型上及布白的奇正、虚实、墨白的处理手法上所获得的深切体会，渗透其书法的字法、章法，又使其书具有了独特的个味。

    林散之自述：“余八岁时，开始学艺，未有师承。十六岁从乡亲范培开先生学书。先生授以唐碑，并授安吴执笔悬腕之法，心好习之广又云：“余学书，初从范先生，一变；继从张先生，一变；后从黄先生及远游，一变；方稀之后，又一变矣。”其自我鉴定书法进程为四个阶段。

    他从小即勤奋习书。从现存其十七岁时自订诗稿《古棠三痴生拙稿》来看，此时不仅其诗已颇具功力与性情，其小字行草书，以 《怀仁集王圣教序》为底，已颇具功力与文人气息，所书甚熟练，然点画用笔较文弱。从这本诗集手稿，可概见其“未有师承”时期至其拜师之初已达到的水平。

    谈到从师于范培开所得，他自言：“我用悬腕写字全亏范先生的教导。本来我写字是伏在案上，全用笔拖，不懂也不敢悬腕。从范先生学书后方懂得悬腕之法。悬腕才能用笔活，运转自如。”这一感受十分深刻。不能悬腕，在写诗稿一类的小字时还无大妨碍， 若写大一点的字，就不能贯气自如地运笔了。这一教导，使他有了远大的前途。

    他又说：“余初学书，由唐入魏，由魏入汉，转而入唐，宋、元， 降而明、清，皆所摹习。于汉师《礼器》、《张迁》《孔宙》、《衡方》、《乙瑛》、《曹全》；于魏师《张猛龙》、《贾使君》、《爨龙颜》、《爨宝子》、《嵩高灵庙》、《张黑女》、《崔敬邕》；于晋学《阁帖》；于唐学颜平原。 柳诚悬、杨少师、李北海，而于北海学之最久，反复习之。以宋之米 氏、元之赵氏、明之王觉斯、董思白诸公，皆力学之。”其学书临古之 脉络如此。可见林散之思想开明，是以兼融并取的态度广为取法古人的。他无论碑、帖，无论何家何派，各取其所长。对隶、真、行。 草诸体，终其一生，苦心钻研。唯于篆书，他末提及。曾见其所书， 亦甚有功力，趣味不凡，笔法得自其师黄宾虹。

    林散之曾自言其十六岁写柳公权《玄秘塔》，其结体秀峭，用笔瘦硬，对他后来个性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调。这时，他得到了范培开的指授。十八岁后又从张栗庵学诗古文辞，书法亦获其教导。 张氏书宗晋唐，于榕遂良、米海岳尤精至。在法度与文人气息上均 对他有很大影响；从其二十余岁时画上题字与真书诗稿《四时读书乐》中分明可见。他又于魏碑下过很大功夫，尤其对《张猛龙碑》用 功最多，此碑体态较修长、舒展，点画亦较瘦硬，正可与柳体互补，更增奇姿异态。林书风格主要以此二碑立骨。而他“于李北海学之最久”，所取乃是北海书体势宽博中见紧密，秀中藏拙的意态。

    林散之书法总体上说，是以南北朝晋唐碑刻筑基，又从《阁帖》学晋人书，并取法唐、宋、元、明诸名家手札，得其意韵，同时临习汉 隶名碑，数十年不辍，故其书刚中见柔，兼有碑之骨、帖之韵，又渗透着汉隶朴拙之意。其书，不仅创作，即临写各体碑帖，凡粗壮风格者，其笔下所临皆趋于瘦硬。他信奉杜甫所谓“书贵瘦硬始通神”的审美观念，这也是其书风格的基本特点。

    从师黄宾虹，对其书法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黄氏对笔墨技巧的钻研为现代之冠。林散之论书有“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入圆时更觉方”句，这一笔法原理来自黄宾虹对他的指教与影响。他自师从黄宾虹后，不仅画入其门，书亦得其法。其书用 笔与体势在很长时期内颇近于黄体，曲中求直，圆中求方，无论纵横，均不直过，疾涩相应，强调对折钗股、屋漏痕意理的感悟。即晚年所书字形虽不似黄体，但笔法仍守黄书之神髓，可见其善学。

    林散之自言：“六十岁前，我游骋于法度之中。六十岁后稍稍有数，就不拘于法。”观其作品，确如其言。大约此前的作品，虽格调、意韵甚好，但用笔与结字均在高度的理性把握之中，观赏时可 以感觉得到。六十岁后所书循法度而能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从而有天趣流露，此即其所谓“不拘于法”。大约七十岁后所书，强调个性、追求天趣成为其审美的主导倾向，创作中用笔大为放开，不同状态下作书即有不同的情意介人，故作品一时有一时之气象。八十岁后进入自由之境，作书时已无法度意识，落笔皆随意、随兴为之，出神入化，意趣天成。此时作品，笔墨变化妙不可言，往往不见点画与结字形态之具象，但其虚灵超脱的墨象似无意中受看法度的调控，有无尽的内蕴，令人捉摸不透，玩味不尽。这是林散之书法艺术发展的最高阶段、最高境界。这是足以笑傲于中国书法史 的、不同于古今书坛所有大家的独到境界。

    林散之中年时代的行书基本面目是米芾、董其昌和黄宾虹的 合成。后又钻研王铎的行书与草书。关于他学草书的年龄，其自 言：“我到六十岁后才学草书，有许多甘苦体会。没有写碑的底子， 不会有成就。”他学书数十年，常写碑，旨在锤炼其书法线条的力 度、涩度、厚度与拙朴趣味。所谓“六十岁后才学草书”当指其六十 岁后才以草书为专攻。现存他三十余岁时的草书作品已颇见功 力，四十余岁所作草书已形成其个人风格的基本模型，大抵为黄宾 虹笔法与怀素草书体势相渗透。六十岁后，他将主攻目标转向了 草书，对书体中难度最高、艺术抒情性最强的草体作最后的冲刺。 以攀登书法艺术的最高峰。

    在这最后阶段，他谋求诸家草法的溶合，尤其是将怀素与王铎 两家草法加以变通。他对王铎草书有深刻的认识。王铎草书承继 二王、怀素，并合以米芾笔法，精熟至极，奇巧至极，真可谓无以复 加，走其老路，恐难以再创新境。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加以变 长法。其以隶意入草，涵溶于笔墨之间，无一生硬之迹，非深识其书 者，难以看破。他以深厚的汉隶功力来改造王铎草法，返熟为生， 以拙破巧，从而造就了林散之草体。这是他独具胆识与创意之处， 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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