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文章以史论、史传、游记、序跋为主。他对史学很感兴趣，时常倾慕司马迁、欧阳修独自修撰《史记》、《五代史》。他每读《史记》，联想今世，常感慨激发，痛惜明清之际许多可歌可泣的忠臣义士以及许多使人痛恨的乱臣贼子事，皆湮没于世，而有明一代的成败得失，也不得闻之于后人。因此他决心仿效司马迁、欧阳修，立志修撰《明史》。这样他在漫游天下时就有心收集轶闻遗编，特别是有关南明王朝的史事。他曾说自己“二十年来，搜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万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触喉而出……欲将之名山中，洗涤心神，餐吸沆瀣，息虑屏气，久之乃敢发凡起例，次第命笔”（《与刘大山书》）。由于他生活十分穷困，藏书甚少，又忙于教书，亦无闲瑕，因此他本来是准备等材料搜集全之后，年老退隐名山，专事著述，但此愿未了而大难猝然临头。他著述的志愿虽然最终未能完成，但《南山集》一书亦可名垂后世，足彰其志。他所撰的史论、史传等，算是对行游天下、考稽放失旧闻的一个小结。

　　他的史论言辞犀利，议论透辟，如《老子论》、《范增论》、《抚盗论》、《史论》等。后代学者称赞他“才气汪洋浩瀚，纵横飘逸，雄浑悲壮，举动得《左》、《史》、《庄》、《骚》神髓”（萧穆《戴忧庵先生事略》）。其中《老子论》认为老子所言，多“涉历世故之道，”愤恨道教徒妄托老子为教主；《范增论》认为“定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大势，而后可以决天下之治乱”；《抚道论》认为“群盗”是“假手于文武大吏”，这种官吏正是“国家之大盗”；《史论》认为《史记》、《五代史》为良史，以上这些都可谓是真知灼见。

　　名世最佳的散文首推史传文学和游记。《南山集》今本卷六、七、八的数十篇传记，卷十一的五篇《日记》，卷十二《子遗录》，卷十三的四篇《纪略》等，既表彰了明亡之后坚持民族气节、隐居不仕的读书人，又歌颂了抛却一己之私、奔走于抗清事业的忠贞烈士，同时还在有的章节（如《曹先生传》）中将他们与那些“受人主知遇得富贵而反颜事仇者”作一对比，讥刺了为求富贵而摇身一变、腆颜事清的无耻故明官僚。戴名世以史迁为师，史传作品成就最高，或谓“先生为文得司马子长之神，归熙甫后一人”（邓实《戴褐夫集跋》）。《画网巾先生传》是他的名篇，堪称史传文学中的佳作。此文用极其生动的笔调刻画了一个“其姓名爵里皆不得而知”的反清英雄形象，虽实录其事而人物个性鲜明，通篇寓庄于谐，情趣盎然，继承了司马迁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因为他的史传普遍笔法生动洗练而又述事周详，故梁启超称赞他“史才特绝”。

　　《南山集》中的一些游记散文如《游天台山记》、《龙鼻泉记》、《雁荡记》、《游大龙湫记》等，“空灵超妙”（方宗城《桐城文录序》），写山川景色颇细，文笔清丽生动。

　　戴名世写讽刺小品文说精，如《鸟说》、《邻女语》、《醉乡记》等都相当有名。这些小品文拟人写物、以物喻人，针砭时事，入木三分。《鸟说》用小鸟的遭遇倾诉自己和身处底层的人民的不幸，堪称短篇佳制。《邻女语》是一篇寓言体杂文，写西邻女陋而善嫁，东邻女虽美而无聘之才，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因为西邻女善于取悦世人，“随时为巧靡之涂妆”，而东邻女却不以媚世以邀宠，故终“无聘之者”。这个小品讽刺了当时社会上事非不分、黑白颠倒、埋没人才的丑恶现象。《醉乡记》则用一个“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的大醉乡来讽刺当时社会。在这个醉乡里，少数清醒者却反而被醉客“指以为笑”。与蒲松龄《聊斋志异·罗刹海市》表现了异曲同工的深刻寓意。

　　《南山集》原刻本遭禁毁已不可见，但它为作者在历史上留下了铮铮文名。而在《南山集》案中首告戴名世的赵申乔，无论他与戴有否嫌隙，为了对朝廷表忠诚而不惜致人于罪，毕竟难免有邀功请赏之嫌，且祸及数百人，酿成一个大肆文人学士的文字狱案，因此赵申乔颇为士林所不齿。而戴名世的著作虽遭焚毁，沉冤数百年，但后人对其人品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致于其后的一百几十年中，清朝统治者虽上下搜索，几令禁毁，但《南山集》仍不断被人们秘密传抄，不时变换名称在民间出现。为逃避者的耳目，人们将其改名为《潜虚先生文集》流传于世。清中叶道光以后，清廷对文化的控制有所松动，所刻版本逐渐增多。戴名世生前所刊印的《南山集偶抄》所收文章仅百十余篇，其数量仅占戴氏全部著作的五分之一。作者死后，陆续有人搜集整理其遗作，如道光年间其族人戴钧衡编《潜虚先生文集》，光绪年间张仲沅编《戴南山先生古文全集》等，后来又有许多翻印本。然诸书中均有脱漏讹误。今中华书局《戴名世集》，乃王树民以张氏刻本为基础，兼取见于各本而为张氏未收之文、及作者部分手稿，汇集成书。全书共十五卷，以文体分类，收集完备，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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