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间，颍州陆知府奉袁大人所派，带领乡团来到庙儿集攻剿我们。不久陆知府即将乡团撤退，我们人数愈众，遂纠邀上河南打商丘县的马牧集。回来于九月十七日就围亳州，先后十三昼夜，因官兵防守严紧，未能打破。旋听得河南官兵攻剿我们雉河集一带老家，遂撤回救应，不料未及赶上，被官兵将老家焚毁。七年间，我带人上怀远县城，占住数月。到八年间，因粮食尽了，遂过定远县去投了广西的长发，经他封我成天义之职，授我印信札文，住了数年，我因他们待人不好，就折回老家居住。十一年十二月内，英王四眼狗队下的马永和来邀我们去围颍州府城，我与江台灵都去的。同治元年三月内官兵来到，我们才解围返回亳境尹家沟地方。

　　现经大兵攻剿，我们屡次打了败仗，抵敌不住，才带人往南逃跑。又被官军追击，我的人都散了，才往东北逃回，到蒙城县界西阳集，就被拿住送营。

　　在这几年内，各地打粮掳抢过的地方，我也记不清。……我胞兄张敏刑带了数千人，往西南一带逃跑，不知去向。至龚瞎子、苏添幅、王冠三、韩朗子们，均先后在各处被官兵打死了。所供是实。”(《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第二八页。)

　　这个《自述》，有污蔑捻军以“抢掳为生”，污蔑太平军为“粤匪”，尊称清朝官吏陆希□、袁甲三为“陆知府”、“袁大人”一类的话，所以，有的同志说，“口供很短，字数不多，但却充满了侮辱自己、侮辱革命、歌颂敌人的辞句”；而且认为，《自述》中讲太平军“待人不好”是“昧着良心”说话，谈及捻军一些首领的情况是“向僧格林沁提供情报”，从而下了结论：“张乐行临死前，向敌人屈膝低头，献媚讨好，恶毒地污蔑革命，咒骂革命者”(《江淮学刊》一九年第六期，第五四页。)。能不能把这个《自述》看成是叛徒的罪证材料，需要详加分析。

　　已经查明，这个《自述》是一八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即同治二年二月十三日）“僧格林沁等所上奏折的附件”(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僧格林沁等在奏折中报告英翰往捕张乐行之后说：“臣等即派马队前往，提解到营，亲提审讯，据张落刑供认，曾受粤逆伪封，率领各股捻匪盘踞蒙、亳、永、宿一带，时到各处焚掠，屡与官兵打仗属实。”(《方略》第一七八卷，第三、四页。)这个《自述》，就是张乐行被“提解到营”之后僧格林沁“亲提审讯”而得的口供。从《自述》本身看，先写年龄、籍贯，逐年活动状况，后是“所供是实”，完全属于笔录口供的形式；语气又是口语化，如“我也记不清”等，与张乐行发布的《告示》、《檄文》的文字风格不同，也不象一个进过秀才的人的笔调（若张乐行基本上不识字，那更非他自己所写）。显然，这份供词是在逼供的情况下由别人书写的，而且“经过清方抄录”，原件“折式，每面六行，行二十字”(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因此，这个《自述》，只是笔录口供的“抄录”，不是张乐行的亲笔供词。

　　既然如此，这个《自述》就可能被“删改”(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光明日报》。)而与张乐行本人原来的口供有出入，不能尽信。现在尚未发现记载张乐行被捕后的其他材料，可与这个《自述》的内容进行核对，不如《英王陈玉成自述》能同其他材料互相校证。而从其他材料对证《英王陈玉成自述》的情况看来，出入很大。例如，《英王陈玉成自述》中讲他参加太平天国革命是“从洪秀泉（全）为逆”，把张乐行叫做“张落刑”，贬自己为“败军之将，无颜求生”，“犯弥天大罪”，还说什么“久仰胜帅（指胜保）威名，我情愿前来一见”(《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第二○一、二○二页。)其他材料证明，这些话不是出于陈玉成之口。《庸□内外篇》就讲陈玉成被俘后，“胜保欲降之，不屈，因述胜保败状以为诮。”(《捻军》第一册，第三六一页。)《陈玉成被擒记》更证实，陈玉成是坚贞不屈的，曾当面嘲笑胜保，“所上供词，皆裕（朗西）手笔，非真也。”(《太平天国轶闻》第一卷，第四二、四三页。)再从有亲笔《自述》可以校正笔录的“洪仁□供”来看，称谓的褒贬同样存在。江西南昌府所录的供词中，洪仁□自贬为“小的”，称洪秀全为“伪天王”(《清代通史》第三册，第二八七页。)；可是他亲笔写的《自述》，却明明白白地自谓“本藩”，称洪秀全为“我主老天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略）《太平天国》第二册，第八四七页。)。两相对照，上述贬低自己、污辱天王的话纯属捏造。事实表明，笔录口供在关于污蔑革命与吹捧敌人，特别是称谓褒贬被窜改的现象确实存在，因而有理由怀疑，《张乐行自述》中有关污蔑革命与尊称敌人的言辞，不一定就是张乐行自己所讲，而可能是僧格林沁之流强加给他的。清朝官吏在这类奏折中，总要按照官场的习惯用语，并图谋为自己邀功请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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