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欲”截然对立，戴震则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欲望的适当满足就是“理”。“理者，存乎欲者也。”他十分注重人的血气心知，“人生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欲、情、知是天赋的人性，天赋人以“心”，即理性思维来调节作为感性存在的人。换言之，人欲并不可怕，也不是的，追求人欲的满足是正当的人性要求。欲、情、知三者条畅通达，才是人生的理想状态。

　　戴震以“理欲一元”的论说，打破了程朱理学“理欲二元论”的藩篱，并且视程朱之“理”为专制主义的“残杀之具”：“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旗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诸如此类的论述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都十分流行。这些思想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平等要求，包含着启蒙思想的因素，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先声。

　　走笔至此，笔者想起了梅瑞慈寇夫斯基（D.Merezhkovskii）在《先行者》中的诗句：“这里是一位醒得太早的人，当时四周幽暗，万物皆在沉睡。”或许，我们应该把它奉献给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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