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要有容忍的态度，“能尊重对方的人格”。胡适说：

　　胡适做人如同演员演戏：在台上认认真真演戏，在台下清清白白做人。胡适一生坚持自由思想，坚守学术研究，认真治学，清白做人，宽容待人。以“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 作为个人的信仰。在胡适看来，人与人应当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杜绝相互猜疑，所以对人总是襟怀坦白，真诚相见，从不胡乱猜测别人，总是抱着善良的愿望和动机去看待人世间的事物。在学问、处事和待人接物上极为宽容，顾及一言一行的社会后果。夏志清就认为：“胡适是‘当代第一人’，一方面因为‘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 ，为人处事极为宽恕。

　　在新文动中，林琴南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成为反对派的急先锋。1919年间，他不仅致信蔡元培，责骂新思潮，还接二连三地借小说、杂感、评论等形式丑化胡适等人，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恨之入骨，甚至想借助北洋军阀的暴力残害胡适等人，遏止新思潮新思想的传播。1928年，有人做了一篇影射小说《燃犀》攻击林琴南。主人公凌近兰影射林琴南，何识时影射胡适之。《京报》的编辑主任将小说转给胡适。胡适看了说：

　　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女鞋的事。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诬蔑他的人这封信突出胡适的容忍精神：“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诬蔑他的人格”。承认每个人的尊严，充分重要别人。这是胡适终身不渝的为人处事准则。胡适临终之年，更加客观评说林琴南。1962年2月7日，毛子水来看胡适，称赞胡适1910年作的《康南耳传》文字已很清楚明白。胡适对此谦逊地说：“我那时还写古文，现在看起来那个调子觉得有点难为情。那时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 。胡适勇于承认自己受益敌人，容忍精神跃然闪耀，令人敬佩。

　　胡适的容忍还表现为宽容别人对自己的不敬。梁启超对胡适暴得大名很有点不以为然，因而对胡适不时流露出争胜的心态。1921年，梁启超曾邀请胡适为《墨经校释》作序，但又不认同胡适的观点，因此书出版时把胡适的序放在卷后，反将自己的答书置于卷首。中国的传统文人绝无法忍受这种事，认为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但胡适并不计较，“梁任公的《墨经校释》出来了。他把我的序放在书末，却把他答我的序的书稿放在前面，未免太可笑了” 。胡适以一种极为宽容的态度微笑对待。1929年1月20日，梁启超大殓之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任公为人最和蔼可受，全无诚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

　　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

　　中国人强调盖棺定论。胡适虽然知道梁启超对他“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对自己常有大不恭，而且在思想和学术也存在许多分歧，但却从不和梁启超争胜和计较，反而欣赏梁启超这种“全无掩饰”的率直品性，并认为这“不是他的短处，正是正爱之处”，始终真诚地尊敬梁启超，并在盖棺定论上给予二个“可爱”的高度评价。

　　在现代中国思想界，胡适和鲁迅都是经常遭人骂的人。但如何对待骂自己的人，胡适和鲁迅的态度就截然不同。鲁迅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一个都不宽恕”，表现得极为极端甚至有点刻毒，临死前念念不忘的是报复自己的敌人。鲁迅在遗嘱中写道：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这样一种愤怒的态度，决绝的话语，只有鲁迅才会有，勾划出一个活生生的鲁迅。“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是鲁迅激愤、孤苦个性的真实勾写。鲁迅一生多疑到有些刻薄，不能善待亲人，更别说敌人了。他从不宽恕任何敌人，而且反击之激烈，话语之辛辣，简直就是要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对手就是求饶也绝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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