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阳腔在明嘉庆年间（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就已形成，有专家认为或在更早的时期即已形成。万历时（１５７３－１６２０）已在安徽南部产生轰动效应，并流传省外。青阳县之所以产生“青阳腔”，这是有着它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的。或者说，这里有着外来文化相互融会的机缘，有着易于生根开花的肥沃土壤。 
    青阳由于区位优越，山水灵秀，不仅为兵家之争，也是道家、佛教建立道场、传经弘法的好处所。据《青阳县志》和刘向《列仙传》记载：西汉元封年间（公元前１１０－１０５）沛人窦子明为县令，后登九华山，结茅以居，穴石为丹灶炼丹。道教在九华山的活动很早，汉代的青阳县令窦伯玉、晋代的葛洪、唐代的赵知微等著名道士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建有道场。佛教于晋代传入九华山，晋代隆安五年（４０１）就有天竺（古印度）僧杯渡禅师到山上传经布道，创立茅庵。唐开元七年（７１９），新罗国（今韩国）国王近族、僧人金乔觉航海来中国，遍历青阳大地，登上九华山，开辟地藏菩萨道场。历经宋、元、明、清，特别是在明代，弘扬佛法、讲经传道活动异常频繁，动辄扮演以宣传佛教教义为主旨，集儒、释、道三教思想于一体的大型宗教戏剧目连戏。除此以外，历代墨客骚人、名人雅士，慕名前来者也是接踵摩肩。李白、刘禹锡、杜牧、杜荀鹤、王安石、苏辙、滕子京、岳飞、文天祥、王阳明、汤显祖、萨都剌、朱元璋等，或留遗迹，或留诗文。 
    明太祖朱元璋取得政权多得力于皖南人民，因此他把皖南视为“兴王之地”，对皖南地区倍加抚慰，颁布种种优惠政策，采取移民、免赋、重农等措施，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因此，青阳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很快得到恢复并逐渐繁荣。至嘉庆年间（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境内绝大多数地区都已经开发成耕地水田。制茶、竹编等手工业也都初具规模，有的行业已出现了手工工场。青阳县的陵阳镇、沙济镇一带，加入徽商行列者不计其数。因商而多望族，向有“富贵陵阳镇，风流谢家村”之说。人民安居乐业，精神生活随之成为人们的需求，村坊小曲、九华民歌，无论是劳作还是闲暇，男女老幼尽皆唱和。这些，为青阳腔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 
    宗教的兴盛，是青阳腔在青阳产生和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池州青阳一带，自古就有祭祀传统和迎神赛会的风俗，仅祭祀就分为宗祭、族祭、家祭等等，还有地方性的秋报、闹元宵、祀五猖等等。特别是宗教祭祀、九华山佛教活动，目连戏的上演，助兴了青阳腔的发展与传播。据专家考证：“南陵、青阳目连戏的唱腔，即是古老的青阳腔”。“以古老的青阳腔为主要唱腔的目连戏，反映了皖南农村民间风俗、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口传文学。”由于目连戏中充斥着鬼神形象和宗教内容，因此它的演出场合也渐由单纯的祭祀鬼神扩展到民间祈福禳灾，驱疫避邪等各个方面。明万历年间，“直隶池州府青阳县为冲途……（九华）山上以地藏王香火灵异得名，远近烧香者，牵连如蚁而上，每队不下数十人，无冬无春，肩摩不绝于途。至于八月初佛诞大会，其僧各携茶酒下山，中途要迎其舍，张筵唱戏以待”。可见，戏剧是佛事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青阳腔所产生的嘉庆、万历年间，恰是九华山佛事最为繁盛、兴旺之时，宗教文化、佛教文化直接支配作用于戏曲艺术。 
    外部条件对青阳腔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载：青阳腔是在（明）嘉庆年间，因弋阳腔流入当地，与地方语音及民歌小曲结合而成，并创造了腔、滚结合的歌唱形式—“滚调”。经专家研究认为：青阳腔是南戏中一支突起的新军，是南戏声腔在池州一带融会佛俗说唱、歌曲等多种民间艺术，经过冶炼而成。青阳腔包罗甚广，就其某些组成部分而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宋、元以前，甚至更远一些。宋代，东南沿海出现南戏，入明以后进入安徽南部。其四大声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和昆山腔都先后在池州一带流行过。然南戏四大声腔中，海盐腔、昆山腔趋于精致高雅，得到士大夫的赏识，余姚腔、弋阳腔较为通俗粗犷，为劳动群众所喜爱。青阳腔吸收其精髓，采用村坊小曲、里巷歌谣为之和“错用乡语，融合土调”的做法，将多种民间艺术（如九华民歌、包括道士做道场、和尚放“焰口”的音乐舞蹈等）熔为一炉，演出剧目以改编南戏老本和文人传奇为主，“改调歌之”，唱时声调高昂，一唱众和，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尤为平民百姓所喜。不仅在皖南广为传唱，“俳优四出”，还随着商路、兵路等等而传遍天下，为众多当地剧种结合、借鉴，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青阳腔不仅是外来剧种与青阳县当地说唱形式相结合而形成的一枝新的艺术奇葩，也是在当地历史文化底蕴上萌生的戏曲艺术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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