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迁，位于绩溪县城西北2.5公里。唐宋时代，这里原是一个汪姓聚居的古村落——大徽村。历代县志皆云：宋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系以绩溪境内有徽岭、徽溪、大徽村而得名。民国《歙县志》载：“徽州以绩溪有徽岭徽溪而名。”徽（亦作翚）岭，又名大尖山，在县城西北，东北走向，是县境内长江水系与钱塘江水系的主要分水岭。徽水河出其北，汇入青戈江，注入长江；徽溪河出其南，在县城与扬之水汇合，流经歙县，进入新安江、钱塘江。唐宋时，徽溪河畔有大徽村。《太平广记》记载：“大徽村在绩溪西北五里。”而今，徽岭依然横亘在县城西北，把绩溪县县境分割成岭南和岭北，徽溪河水仍在欢快地流淌。然而，大徽村却早已不复存在。
　　大徽村在何年何月、什么情况、什么原因消失？又为何没留下一点记载？从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修的第一部《绩溪县志》，至1960年绩溪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葛剑寒主持编修的《绩溪新志（草稿）》，以及1962年绩溪旅台同乡会编的《重修绩溪县志》共十部县志，竟然都一字没提这件历史疑案。一个著名的村庄，而且，又是与大唐德宗皇帝有关系的汪节的故乡，竟然如此莫明其妙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难道大徽村纯属子虚乌有？非也！除了前面《太平广志》记载外，清代休宁人赵继序有诗曰：
　（一）
　大徽一迳傍山通，
　度岭常行云气中。
　自有荆公题句后，
　居然形胜压江东。
　（二）

　山多峭壁水清流，
　岭下村庄景最幽，
　（山海）图经供乙览，
   歙州从此易徽州。（《徽岭》）
　　还可以从唐《元和郡县志》、宋《新安志》、明《弘治徽府志》和民国《歙县志》等志书中得到印证。从徽岭脚至高迁附近的田畈和沙滩，当地人称为麒麟街，其名原始于唐贞观末年。据说某一日黎明时分，一只麒麟驮负着一个灵童，从天空中降于徽岭的仙人岩，下徽岭，顺徽溪河岸，穿过田畈，将灵童送到大徽村的一位已怀孕十二个足月仍未生产的妇人家中。没一会儿，该妇人就生下一个很壮实的男孩。该妇人也说她刚才梦中正向观音娘娘祷告，观音娘娘手一招，就招来一只头象龙、满身鳞甲的四脚兽驮了一个男孩，往身子冲来，她一惊吓，醒来，这小孩就生下来了。因为是观音娘娘帮助，让麒麟送来的儿子，恰好又在黎明时，就取名叫汪朂 。汪朂果然聪敏异常，读书过目不忘，成人后，才气横溢，风流倜傥，被武则天招为女婿。虽然，这只是个传说，而且是否武则天有招婿一事，尚有疑问。但是，村人把送子麒麟走过街道，称作麒麟街，一千多年来，一直没有变。无独有偶，《太平广记》、宋《新安志》都记载了汪节出生的故事：有一年，大徽村流行疟疾，一位妇女为躲避传染，在村西福田寺暂住。庙中金刚神托梦借腹，醒来后，果生一子，取名节。十六岁时，便有拔树曳牛之力。长大后，成为独具神功的大力士。在京师长安当禁军。长安东渭桥有石狮千斤， 汪节提掷远至千丈余，复搬回原处。恰好，让德宗季适（念Gua）撞见，叹为惊奇，当即命他俯身，背负石碾一座，上置二丈方木和桌椅，令乐师坐在上面，奏龟兹乐，曲终下，而汪节面不改色。于是深得德宗的喜欢，封他为神策将军，领兵作战，屡立殊功。《太平广记》明确说明汪节为大徽村人，而没有说明大徽村已圯毁，也就证明宋时，大徽村还存在。宋代，大徽村还出了几位杰出名士：汪覃、汪深、汪晫和汪梦斗。宋元丰年间，苏辙因受兄长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贬谪任绩溪县令期间，与汪深过从甚密，常共商县事和吟诗填词同忬世事情怀。汪覃少有奇才，苏轼见其文而惊异。汪覃看破官场腐败，隐居家乡不仕。元丰八年（1065）六月，苏轼自海南回京途中，转道来绩溪探望其弟苏撤，专程前往大徽村看望汪覃。并赠诗.
　　1979年绩溪县地名办公室组织人员，特地到高迁进行了二十多天的勘查，查得现今高迁附近包括上店村、汪庄村和麒麟街及高迁小学一带约2平方公里为大徽村遗址。而在建国前夕，绩溪县县城古城墙内，总面积仍然只有0.7平方公里。可见，大徽村称其为大，绝非该村人妄自尊大，确确实实是一个比县城还大的村庄。
　  至此以后，经历元、明、清三个朝代，这里一片空白，几乎没找到关于这个村子沧桑变迁、人文、景观的记载。最近，我听到一则关于大徽村消失的民间传
说：
　  元朝时的一个年初头上，绩溪县岭北乡一位客商前往杭州做生意。他起早翻过翚岭下到大徽村时，天还没亮。只见村头路旁一个五十来岁的老人在磨割草刀 ，便问道：“才过罢年，天又还没亮，你这位老哥就要上山割草沤肥了？”
　  那老人见刀柄有些松动，就一边在身旁的石井圈上墩刀柄，一边回答说：“没办法，你也知道，每十家，官府才配给一把刀，有切菜刀的，就没有别的刀，我们这里四十户才有一把这种割草刀。今天才轮到我家使用，我儿子出门学生意去了，我一个人以有病，割不快，只有起早摸黑，尽量多割一点。你看这刀柄不紧，老爱掉”说着，高举起刀，使劲往井圈上一墩！过路的客商见那老人忘了该把割草刀的弯刃朝外，正要提醒他，说时迟，那时快，那刀柄还没墩到井圈，也没容得老人喊出一声，锋利的刀刃却割断了老人的颈骨，他的头挂了下来，那刀也掉下了水井。
　  过路客商见出了人命，虽然吓得两脚打软拐，但是也不敢多停留，赶忙急煞地跌跌踵踵地逃避了。三个月后，这位客商回家乡来收购茶叶，路过大徽村时，却见得整个村已是断墙残垣，一片废墟，不时地从一些房屋里窜出一二只狐狸野狗。客商还以为这几个月这村子发生了瘟疫，死绝了人。再也不敢有丝毫的耽搁，一口气跑过了翚岭，回到了岭北乡老家。
　　待喘过气来后，他问父亲，大徽村是不是发了人瘟？他父亲声音发抖地回答说：“真是惨嘞！人瘟倒是没有发过。讲是丢了一把割草刀，砍死了一个老人，硬是牵扯着把一村人杀个精光！”原来元朝统治者怕汉人造反，收缴了所有铜铁用具，每十户只发一把刀一付犁。可是南方与北方不同。北方是平原，土地没有石头，一把菜刀切菜，一付犁耕地勉强能过。南方山区，田块小又多石头，不能犁耕只能用锄头挖，还得砍树斫柴，割草沤肥等等。因此除了切菜刀和犁外，还得有锄头、斫柴刀、割草刀、锯子、斧头等铁器用具。可是元朝官府却不管，一律按每十户一件铁器用具配给。有了这一样就没有那一种。实际变成了六七十户才会共有一套用具。因而，大徽村的命案出了后，官府追究的就不是十户，而是六七十户。这么多户家不乏有一些烈性汉子，死到临头了反而不怕死了，就杀了来捕捉的差役。终究没组织的零星反抗，敌不过不断涌来的官兵的围剿捕杀。一个千灶万丁的大村庄就这样被斩绝杀尽了。
　　客商本来想向家人说起年初上路过大徽村时所见，这时再也不敢提起了，怕隔墙壁有耳，招来杀身毁家灭族之祸。直到元朝灭亡之后，他才讲出了这个故事。人们也只是把它当作编出来的故事，一直没有人来当作大徽村消失的原因来考证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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