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哪用通名姓，但问高居何处村。”
    这两句诗，描写的是流行于徽州各地的一种风情习俗，它是清代徽州人方士庹在省亲乡里时所作的。
    乾隆己巳年（1749）的春天，侨居扬州多年的方士庹为了祭祖省亲，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里歙县岩寺环山村。故里炊烟袅袅，俗朴民淳，而自己长年生活的扬州却是“华靡相竞，财帛相高”，这种差别，让他感触万分。
    “相逢哪用通名姓，但问高居何处村”。古老的徽州，路人相见，互相招呼，无须报出各自的姓名，只要你说出住在哪个村子，那么你的姓氏自然也就清楚了。这种情形，在今天的徽州，依然十分普遍。两个陌生人在山道上相遇，问候起来，绝对不会开口就问：“你叫什么名字？”而只会委婉地说：“你住在哪个村子啊？”当两人相互告知对方所住的村子以后，两人便有了可以拉近距离的话题，于是各自开始打听亲眷、朋友的一些近况。这个时候，如果所问的亲眷或朋友正好也是对方的亲眷或熟悉的朋友，两人的缘分、感情也就水到渠成地沟通和建立起来了。
    这种充满泥土气息的对话，如同家乡山涧里流淌的溪水一样，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清澈而又单纯。今天的人到了这个地方，听了这样的对话，那感觉也如同聆听一首悠远的古曲，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当年，徽州境内的许多村落，都是以姓氏来命名的。据《新安名族志》的记载，歙县就有近20个族是用自己的族姓给迁居地命名的。在婺源、绩溪、休宁、黟县、祁门等县，以这种形式命名的村落同样比比皆是，无不显示了徽州村落形成初期“聚族而居”这样一种文化特征。清代徽州人赵吉士说：“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而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聚族而居”的文化特征，仍然十分突出。像歙县“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兰田之叶”，还保留了“各姓聚族而居”的民间习俗。以姓氏给村落命名，不仅十分简便，同时更容易在同姓宗族中营造起一种强烈的向心力和归属感。
    迁居徽州的世家大族，聚族而居，生息繁衍，时间一长，都面临地狭人稠的生存问题。在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上，有的宗族开始分居他乡，有的却还是累世同居。以徽州最大的汪、程二姓为例：据记载，徽州汪姓传到十四世孙汪华，汪华生有9子，地狭人稠的矛盾显得更加突出，出于生存和发展的考虑，汪华作出决定，让儿子们在徽州境内迁徙散居，各自谋生，所以才有了后来“黟、歙之人，十姓九汪，皆华之后也”的说法；而黟县横冈的胡氏，累世同居，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赞道：“十里无余姓，田庐共一村。四时瞻庙貌，尽是太常孙。”
    在徽州境内，更多的村落是从地理方位等角度来命名的，像山后、庙前、坑口、北村、上庄、溪南等等，都是先立一个参照，然后确定村落的方位和名字的。这些村落的名字，虽然不是以姓氏开头，但其包含的文化信息，还是“聚族而居”这样一种民风习俗。譬如绩溪的上庄，一听就知道它是胡氏的世居地。
    过去的徽州，聚族而居，一年里除了自家宗族必须参加的集体活动之外，村与村之间，姓氏不同，交流极少。村民大多是为避难而来，选择的地点也多为高山大坞。这种相对封闭的空间，使他们有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徽州的方言各不相同，“六邑之语不能相通，而一邑中四乡又复差别”，即使是咫尺之隔的地方，发音也不一样。譬如歙县的徽城与渔梁，在过去一个是府治，一个是码头，两者同在河边，相隔只有一里，虽然今天的建筑又把它们连在了一起，但两地居民的发音，仍有明显的不同。正是他们这种各据一方、来往甚少的“聚族而居”，才导致了许多饶有趣味的历史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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