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黄山旅游的困境和尴尬，重要根源之一，在于对名人名言的简单直解或懵懂曲解。对领导讲话的简单直解，不仅使黄山市内如今有三个“黄山”地名——混乱，也使黄山旅游一直*山吃饭——单调，在这种混乱的单调或单调的混乱中，要想谋出旅游新世界，确乎比较吃力。
    1987年，徽州地区改为黄山市，许多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对此都发表了反对意见，但无论如何，徽州从此失落了。
    在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即观光时代，主打黄山风光是没错的。但旅游本身也必须与时俱进，在休闲体验旅游时代到来的时候，文化因子就成为关键的吸引物。在大徽州日渐远去的时候，徽州人开始意识到徽州自身于旅游开发的价值和魅力，于是在“做好徽文章”的号召下，开始盘整文化资源，并且开始打徽州的广告，历史名人名言也就开始受到重视和利用。
    关于徽州的历史名言，应该也可以汗牛充栋的，但适合做广告语用的，似乎并不多，于是，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两句诗，就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徽州形象代表语：“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未到徽州，在文字畅顺优美的关于徽州的书籍里或网络游记里，你都可以随处读到这两句；既到徽州，在著名的文化旅游景点，你可以看到以这两句话为广告词的大型广告牌，并在徽州人士的嘴巴上也时常会挂着这两句诗。我在黄山调研的过程中，也偶尔的听到对这两句诗的怀疑——怀疑它们至少有一层意思是贬义的，或并非对徽州的赞美。
    于是诱发我探究汤显祖诗意本原的好奇心。溯本求源的结果，汤显祖先生对徽州并无好感，至少对他而言，徽州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老人家可能不会想到，他当时的痛，被几百年后的人们理解成赞美和愉悦了。啼乎？笑乎？于是我深深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中所倡导的“知人论世”法则的重要性，大概是孟子说的吧：“知其人，尚论其世”，所谓“诗言志”，不论其世不足以知其人，不知其人又岂能探其“意”与“志”？
    本文的初衷，就是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来简单说明“无梦到徽州”的本意，以期人们对它有个正确的理解和运用，以便更好地做好徽文章。
    汤显祖：理学批判者、至情主义者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与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为同乡，与英国戏剧大家莎士比亚同年去世。
    汤显祖早年创作以诗文为主，有诗赋集《问棘邮草》。在戏剧方面，他最早的作品为万历初年所写的《紫箫记》，未完，后于万历十五年改编为《紫钗记》。其余三剧即《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均作于辞官以后的晚年，这四种传奇以其书斋名合称《玉茗堂四梦》。
　　汤显祖的文学思想在晚明时代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其要点是顺应时代变化提出的对于文学创作原则的新认识，大体可以归纳为尊情、抑理、尚奇。汤显祖的剧作是针对“士大夫好谈性理而多矫饰，科第利禄之见深入骨髓”的现状，提出一种相反的人生价值观——“盖惟有至情，可以超生死，忘物我，通真幻，而永无消灭。否则形骸且虚，何论勋业，仙佛皆妄，况在富贵！”
对情的尊重和张扬与当时理学原则背道而驰，而与心学理论一脉相承。
    明王朝奉程朱理学为学术的唯一正统、为维护社会伦理纲常的理论基础，以理学取士，以理学教民。程朱理学尊"天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而抑"人欲"，其流弊一至于凡事“恒以理相格”，即事事都要用“天理”来衡量一番，而不问其是否符合人的真实感情。汤显祖则是一个浓情主义者，高度肯定情的重要性，恰与“理”形成鲜明对立，他在《牡丹亭题词》中所尖锐指出的，“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一部《牡丹亭》，也就是一部人间真情的赞歌。
    事实上，汤显祖本人也是明朝怀疑或修正程朱理学的思潮阵营中的一份子。对程朱理学的挑战首先来自心学大师王阳明，他宣称：“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他并且公开承认，他的理论中有与朱熹“不得已而与之抵牾”之处，那是因为“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也不见也”，所以他不“敢自欺其心”。五阳明的这些言论，究其本意并不一定是要否定朱熹，更不是要否定孔子，但在客观上动摇了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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