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桐城巾帼诗人

　　明清两代,桐城文风鼎盛,诗歌创作亦经久不衰。在众多诗人中,女诗人近百家。其中最著名的当推“诗坛五姊妹"。她们是方以智的大姑方孟式、二姑方维仪、堂姑方维则、母亲吴令仪、姨母吴令则。这五位女诗人常常唱和于“清芬阁",形成桐城最早的名媛诗社。《明诗综》和《安徽名媛诗词征略》等诗集中,都选有她们的诗作。

　　方维仪婚后不久,夫死还家,从此守志清芬阁中,潜心诗画和亲诲侄儿以智。堂妹维则亦孀居归宁,与维仪过从甚密;大姐孟式常回家探望;弟媳吴令仪及其胞姐令则也都喜爱诗词。这样,方、吴姻亲中的诸娣姒常聚首一堂,吟哦推敲,并尊维仪为师。维仪诗风一洗铅华,归于质直,清代学者朱彝尊说她的作品很似孟郊。她的七卷诗作《清芬阁集》,《明史·艺文志》有载。除诗坛五姊妹外,其他较为著名的还有方御、陈舜英、张莹、吴坤元、张令仪、方筠仪、张淑媛、方静仪、方若徽等人,她们都有诗集传世。桐城巾帼诗人的诗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诸如时事人物、历史事件、个人身世、朋辈交游、山水田园、男女情爱、生活琐事等,都有所反映,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名篇佳构。在封建礼教恶性膨胀的明清两朝,

　　桐城女诗人以诗名见知于世,无疑是对封建社会提倡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有力挑战

（二）康熙数联赐张英

　　清朝康熙帝玄烨统驭天下六十一年,以其文韬武略,开创了“康乾盛世\',·堪称千古一帝。张英官居宰辅之位,常傍君侧,应对得体·深受康熙器重,誉其具有古大臣风范。朝中典语辞章，多出其手。康熙四十一年(1702),张英年老归里,闲居城内“五亩园及龙眠山“赐金园,,内,含饴弄孙,怡然自得。康熙十分挂念这位老臣,常向张廷玉垂询其父近况,并书数联赐予张英。其一云:“诗书乃立身之本,孝弟为制行之原"。此乃张英归乡后第二年所赐,联含浓厚的伦理说教色彩、典型的谕下口吻。
其后两年,康熙的赐联均浸染着闲适与悠远的情调,没有了君主的威严,倒象隐士谈禅,农人夜话。它们分别为:“白鸟忘机,看天外云舒云卷;青山不老,任庭前花落花开。"“远处尘埃少,闲中岁月长。"“梗稻年年观获乐,子孙世世读书声。"可以想见,康熙作联时,是加入了自己的想像和感悟的。赐联的同时,康熙还赐予张英“秋水轩"、“双溪。“种花处”、“谦益堂"、“藻静”,等数方匾额。其恩待张英之心,由此可鉴。

（三）戴名世罹难《南山集》

康熙四十八年〈1709〉,戴名世在殿试中高中一甲第二名，即“榜眼”,官授翰林院编修。戴名世素喜放言高论,指斥朝政，臧否人物,朝中诸公皆畏其口,心存疑忌。康熙五十年,御史赵申乔参奏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私刻文集，肆口游谈,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其直接证据就是戴名世门人尤云鄂于康熙四十年(1701)为其刊刻的《南山集》中所收《与余生书》。在这封信中,戴名世沿用了南明诸帝的年号。此外,书中还引述了同乡方孝标《滇黔纪闻》中有关南明的史实。康熙帝览奏,勃然大怒。他本就有“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的感觉,现天下承平,正可借此整饬“异端”，以收监谤防口之效,遂下旨严查,时达两年之久,最后御裁:戴名世处斩,方孝标剖棺戮尸,凡为《南山集》作序、刊刻、贩卖者,均处流刑或入旗籍。此案株连数百人,为有清一代最大文字狱。自此，天下文人噤若寒蝉,避谈国事,以免招杀身之祸。
　　（四）姚鼐拒和《麦饭诗》

　　姚鼐先祖葵轩,有一年过年刚吃过麦饭,即被拉去当差,于是做了一首《麦饭诗》:“四十年来光景殊,磋跎岁月意何如?儿童五六饥寒迫,生计萧条事业孤。灶火炊余蒸麦饭,柴扇掩罢昕征呼。重重乐事人间有,寥落凄凉似我元。"葵轩死后,他的四个儿子先后被录为学官子弟,两个孙子中了进士,同到葵轩坟前祭奠,均和诗一首,告慰先人。久而久之,相沿成习,祭坟和诗就成了姚家中举人、进士之后的必行规约。

　　乾隆二十八年(1763),姚鼐中得进士,便与伯父姚范、父亲姚淑一行上坟祭奠。祭礼后,姚鼐将《麦饭诗》朗诵完毕,父亲即等他献上和诗,不料姚藕脆在地上满脸通红,沉默不语,伯父心下狐疑,他知其很有诗才,今日迟迟不能启齿,必有原因,便问姚鼐。姚鼐说:“自老祖宗归天以来,和诗数百,后人怎能出奇翻新,脱其窠臼?昔韩子倡导,作诗为文,唯陈言之务去,而我等却在《麦饭诗》的樊篱中谱陈词,弹老调,如此代代相承传,何能实现先贤雅训。况和诗并非葵公原意,推愿遗训,旨在勉励后代为官恤民,否则诗如李杜,仍是姚门不肖子孙,不知大人以为然否?"这番话说得父亲缄默无言,伯父频频颔首。姚家上坟和诗规矩从此废止了。

（五）姚藉登泰山

　　《登泰山记》是清代“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的力作,享誉中国文坛二百余年。其文诞生,尚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辞官归里。一路风尘,进入泰山之境,便决定顺道拜访昔时好友,时任泰安知府的朱子颍。故友重逢,不亦乐乎!言谈中,朱氏先颂姚鼎功德、文名,后炫耀自己治理泰安之功。因朱氏为政口碑欠佳,对此姚藕早有所闻,故笑而不应。后朱氏殷勤邀请姚鼎登泰山观日出,姚鼎乐而应之。

　　翌日他们登山观景,不知不觉来到历代帝王封禅祭典之处。当看到众多功德石刻时,朱氏怦然心动,试探道:“历代帝王名士均与泰山结缘,以墨宝与泰山同寿,姬传兄是否亦撰文镌刻于泰山巨石上?"言谈中,分明是想姚鼎撰写“政通人和”,之类的功德文章。姚鼐会意,此行虽偿他观山之愿,但他决计不辱文德。登山归来,朱氏见姚鼐毫无作文之意,便迫不及待送上文房四宝。姚藕展纸挥毫,一气呵成《登泰山记》一文。朱氏观文,大失所望,一语双关道:“姬传兄,我现在才真正了解你,可敬可佩!”。

（六）“天下文章出桐城”

　　清乾隆时期,吏部主事程晋芳(歙县人)、翰林院庶吉士周永年(山东历城人)均博学贯通,同为《四库全书》编修,对桐城籍文人的文章欣赏推崇。此时,姚鼐也是该书编修,程、周对姚鼐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苞)侍郎,今有刘(大櫆)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论即传遍京师海内,被视为桐城文派名称的由来。

　　程、周“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的论说,如实道出了桐城文派的声势和影响。当时桐城文风已遍及全国,形成所谓“家家桐城”的局面,此种状况一直延绵到清末。其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戴钧衡、方东树、刘开、姚莹、吴汝纶等。他们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而且创立了系统丰富的散文理论,传人遍及全国,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中国文学史所仅见。仅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就列了桐城文派作家646人,桐城文派著作2370种。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也曾指出:“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桐城文士多宗之,海内人士震其名,至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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