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桐城派”的重要开创者之一。朱书与比他大一岁的戴名世偶然相遇于繁昌县江边，一番交谈，高山流水，相见恨晚，遂成莫逆之交。至皖江乡试，又与比他小14岁的方苞相识，二人情同手足。从此，三人你唱我和，开桐城文派一代新风，时人称之为“清初三才子”。朱书的文章，名重一时，有“脱称铅华始见真，萧疏淡宕杜溪文”之誉。朱书出身贫苦，即使身登龙门之后，依然粗衣布履，甘于清贫，为人率真，深得同辈敬重，被称之为“字绿之为人，天下无有出其侧”。朱书卒于1707年，享年54岁，葬于碎石鸡公咀，原墓毁于1958年，现重修。在他去世四年后，其好友戴名世因所刊行的《南山集》中有南明年号而遭劾下狱，两年后以“大逆”罪被杀。这就是清初著名文字狱“南山冤案”。此案牵连数百人，朱书的另一位好友方苞也牵连入狱，后经上书房大臣李光地营救，才得以保命。就是朱书也死后受累，其文集被禁。尽管如此，朱书所著《杜溪文集》、《游历记存》等仍传之后世。 

    二是倡导皖江文化第一人。朱书世居宿松，生于潜山，又隶属桐城派，这些经历使朱书的视野更容易遍布古皖大地，并逐渐形成强烈的皖江地域意识。在其倡导皖江文化的纲领性文章《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一文中，朱书开篇即道：“吾安庆，古皖国也。其岳曰皖山，其渎曰大江，其川曰寻潜，其浸曰雷池，其镇曰大龙。灵秀所钟，扶舆郁积，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在朱书眼中，皖江文化的地理范围即安庆府六邑，皖江文化即安庆文化。为此，朱书亲撰对联“怀宁猛虎铜城不入潜山去（一作走），宿松白鹤太湖无鱼望江飞”，将安庆府六邑巧妙嵌入对中。更难能可贵的是，早在300多年前，朱书以元末明初的洪武大移民为限，提出了“皖人”和“古皖人”的概念，区分了土著文化（古皖文化）和移民文化，认为正是它们之间的碰撞和融合才形成了皖江文化。这种从地理、人文、历史等角度研究文化的方法，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先进性。 

    三是参加了《佩文韵府》、《渊鉴类涵》等工具书的编纂。朱书在任翰林院编修期间，被康熙诏入武英殿，参加了当时著名的两部工具书的编纂工作。《佩文韵府》，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韵典，是研究古文时查找词语和典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全书依韵分为106卷，收10252字，近50条词汇。“佩文”为康熙帝的书斋名之一，“韵府”有韵书之库含义，故命名曰《佩文韵府》。参加编书的共70余人，都是当时优中选优的宿儒，历时八年始成。《渊鉴类涵》是一部类似今天的百科全书，它把散见于各种典籍中同一种事物的资料，分门别类地集中在一起，便于查找。此书由张廷玉父亲张英任总裁，康熙在畅春园的书房有渊鉴斋，他便以此为书命名。这些书的编纂，虽非朱书一人之功，但参予的本身，就是对其才华最好的褒奖。 

平民英雄——汪革、吴仕杰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引述了一个清代道光年间发生在宿松的真实故事：晚清社会，一旦出现盗案，警察便让盗贼诬陷平民窝赃，借机敲诈，谓之“贼开花”，往往弄得平民倾家荡产。为对付这种敲诈，宿松县的一些平民联合起来，定期送警察一笔“辛苦钱”，很好地达到了“破财消灾”的目的。“我看到了安徽宿松县民间用来对付这种敲诈的高招，不禁被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所折服。”吴先生如是说。吴先生的故事来自《镜湖自撰年谱》，这是一本我们宿松人写的关于宿松故事的书籍，作者是清光绪年间宿松举人段光清，官至浙江按察使。其实，史书中关于我宿松平民百姓的记载还有不少，最让我感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南宋乾道年间的汪革，一个是元末明初的吴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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