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戴氏古文之理论、史学之成就，亦震古烁今，冠盖群伦，“自成一家之言”。其潜心史学研究，精心散文创作。其文集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异彩纷呈，光华夺目。才思擢发、出语惊人、隽逸磊落，乃闻名于世一文豪者也。为文主张“立诚有物，率其自然”，倡扬“道、法、辞合一，精、气、神并重”，其作品寓雄奇犀利于简洁朴实之中，匡正明末清初之颓废文风，为桐城派之重要奠基者，诚属“一祖”，梁启超谓：“桐城古文应推戴南山为开山之祖”。又云：“大抵南山考证史迹之恳挚，或不如力田、季野。而史识史才，实一时无俩”。徐宗亮语：“少负奇气，不可一世，文章学行，争与古人相后先，尤以史才自负”，其为文，周亮贞曰：“下笔超逸，雅有隽才”，于桐城派中自成风格。柳亚子叹谓：“戴氏与方苞齐名，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开山鼻祖”。晚年置宅於县之南山，又著忧庵记以述怀，世人遂尊称之为南山先生或忧庵先生。其大量著作书板多在清代遭禁毁，后世人隐戴公之名，称“宋潜虚先生”，盖以宋国昔为戴族之所出。道光间，族裔戴钧衡（系桐城派重要作家之一）广为搜访，排纂编次，易名《潜虚先生文集》刊行传后，使之免于湮没于世而不绝矣。

观乎戴氏之文章，皆以史论、史传、游记、序跋为主。尤其感兴趣于史学，常倾慕于司马迁、欧阳修独撰《史记》、《五代史》。“二十年来，搜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万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触喉而出……欲将之名山中，洗涤心神，餐吸沆瀣，息虑屏气，久之乃敢发凡起例，次第命笔”（戴《与刘大山书》）。以期年老退隐名山，悉心专事著述《明史》，秉笔直书，以成“信史”，岂知夙愿未了而大难猝然临头。然《南山集》一书亦可名垂后世，足彰其志。其所写史论、史传等，堪称行游天下、考稽放失旧闻之一小结云耳。

其史论言辞犀利，议论透辟，如《老子论》、《范增论》、《抚盗论》、《史论》云云。后世学者咸嘉誉其“才气汪洋浩瀚，纵横飘逸，雄浑悲壮，举动得《左》、《史》、《庄》、《骚》神髓”（萧穆《戴忧庵先生事略》）。其中《老子论》以为老子所言，多“涉历世故之道”，愤恨道教徒妄托老子为教主；《范增论》以为“定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大势，而后可以决天下之治乱”；《抚道论》以为“群盗”是“假手于文武大吏”，如斯官吏正为“国家之大盗”；《史论》认为《史记》、《五代史》为良史。综之，诚卓尔不群而真知灼见也。

至若名世之散文，最佳者首推史传文学与游记。《南山集》今本卷六、七、八中数十篇传记，卷十一中五篇《日记》，卷十二《子遗录》，卷十三中四篇《纪略》等，既凸彰明亡之后坚持民族气节、隐居不仕之文人，又讴颂抛却一己之私、奔走于抗清事业之忠贞烈士，抨击“受人主知遇得富贵而反颜事仇者”之徒，讥刺欲求富贵而摇身一变、腆颜事清之无耻故明官僚。戴公以史迁为师，史传作品成就为最高，或谓“先生为文得司马子长之神，归熙甫后一人”（邓实《戴褐夫集跋》）。《画网巾先生传》为其名篇，堪称史传文学之佳作。此文应用白描之手法，形象生动、笔调新颖、刻画细腻、人物个性鲜明，通篇寓庄于谐，情趣盎然，一位“其姓名爵里皆不得而知”之反清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俨然不二承继司马迁史传文学之优秀传统。其史传普遍笔法生动洗练而又述事周详，故梁启超赞其为“史才特绝”。《南山集》中一些游记散文如《游天台山记》、《龙鼻泉记》、《雁荡记》、《游大龙湫记》等，“空灵超妙”（方宗城《桐城文录序》），写山川景色颇细，文笔清丽生动无比。

至夫戴氏所撰之讽刺小品文尤精，匠心独运。譬若《鸟说》、《邻女语》、《醉乡记》等均颇负盛名，拟人写物、以物喻人，针砭时事，入木三分，堪称绝作。《鸟说》借小鸟遭遇倾诉自己与身处底层人民之不幸，堪称短篇佳制。《邻女语》乃一篇寓言体杂文，写西邻女陋而善嫁，东邻女虽美而无聘之才，出现如此反常现象之原因为西邻女善于取悦世人，“随时为巧靡之涂妆”，而东邻女却不以媚世以邀宠，故终“无聘之者”。从而讥讽当时社会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埋没人才之丑恶现象。《醉乡记》则用一“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之大醉乡讽刺当世。于醉乡中，少数清醒者却反而被醉客“指以为笑”。竟与蒲松龄《聊斋志异·罗刹海市》表现手法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不谋而合。深刻寓意，溢于言表，构思精巧，耐人寻味，斯诚杰作良构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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