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三十四岁），戴氏方游京师，得进太学国子监并结交在京诸名士，如刘齐、徐念祖、汪份、刘岩、朱书、方苞、王源、万斯同、刘献廷等。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三十五岁），以贡生补正兰旗教习，考授知县（待遇），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就。遂后游历天下近二十载。漫游于燕、赵、齐、鲁之间，眼观六路；涉足乎河、洛、吴、越之虚，耳听八方。“三十功名尘如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自古文人奉孔子“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为立身之铭，于是乎，顿悟“莫待闲白了少年头”之遗恨后，于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五十三岁），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次年参与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五十七岁）再试，中会试第一（会元，进士第一名），殿试以一甲第二名及第（榜眼），名嗓士林，授翰林院编修，供职于京，参与明史编纂。噫！自微子至此，戴姓族人中光耀门楣、名望鼎盛最为显赫者，莫大于名世也！

且夫戴公品性高傲不羁，不随世俗，不耽世荣，克承家学，颇负盛名。素喜放言高论，指斥朝政，臧否人物，朝中诸公皆畏其口，心存疑忌。金天翮评戴氏曰：“负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徐宗亮亦称戴：“既穷而游，多愤世嫉俗之论，以是积学之士皆慕其才，与之交，而驰声利挟权势者，则畏其口而忌其能”。每每“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人颇怪之！”（戴《北行日记序》）。见王公贵族，一揖之外别无他语。因而“诸公贵人或且无故而欲摧之”。自游学四方后，其文名益盛，以诸生身份与达官贵人分庭抗礼。不齿于官场雷区之龌龊虚伪，痛心而疾首之；愤慨于士人以文域诗坛为争名夺利之工具，深斥而怒揭之。故得“狂士”之称，亦享“好骂人”之誉。戴曾云：“世多以仆为骂人，仆岂真好骂人哉？而世遂争骂仆以为快”。因以，其在桐城，在京师，“余居乡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群儿从之纷如也，久之衡文者，贡余于京师。乡人之在京师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戴《送萧端木序》）。其《与刘大山书》语：“古文多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其在《与弟书》中慨然：“余生抱难成之志，负不羁之才，处穷极之遭，当败坏之世，而无数顷之田，一亩之宫，以托其身”。“余生平用意多悲，与世俗往往不合，人之所趋者就之，人之所必争者去之，萧疏寂寞”。为人如此，为文亦然。在《上刘木斋先生书》中言：“名世生于山林岩石之间，独立无与，徒以年少志大，不肯稍有苟且雷同，所为文字尤不悦世俗”。

戴公自幼力学古文，自谓“佣书授经、窘若拘囚”，“以笔代耕，以砚代田”，“吾左手持觞，右手援笔，饮一觞得一句焉，吾醉而诗已就，而旷旷然，而熙熙然”。后因“家世零落”，“恒产尽失”，“名世家贫，无担石之储，佣书客游，乞食自活，家累二十口，嗷嗷待哺”，“非卖文更无生计”，同里潘江（名世之老师，笔者之先祖）誉其“文有迁、愈之风”。擅古文，嗜诸史，常以“史才”自负，留心明代史事，纲罗放失，访明季遗老，考求史实，广搜史料逸事，参互校订，不遗余力，以图私撰《明史》而求不朽，以寄其遗民之思，以扬其汉族文化之辉光。类同乎司马迁之于《史记》、欧阳修之于《五代史》，大有凭一已之力，成一代之史之雄心。一时之间，文名播于天下。宣称明末弘光年号不可废，亦采同邑方孝标（翰林、侍读学士，桐城人）《滇黔纪闻》所载永历事。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四十九岁），名世弟子尤云鹗抄录其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命名为《南山集偶抄》，戴名世、汪灏、方苞、方正玉、朱书、王源、尤云鹗均于书前作序书后题跋，即震惊朝野之《南山集》。其《南山集·致余生书》云：“……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褒扬肯定同情南明小朝廷并用“弘光”“隆武”“永历”三王之年号，换言之，批评清廷处理南明历史地位之失当，讵料犯清庭之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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