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的氏族部落在这里繁衍生息。商周时期，合肥地域内居住着我国东方夷族的一支——淮夷族。淮夷人勇猛善战，尤其擅长射箭，以动物为图腾，被称为“虎方”、“夷虎”。他们已告别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在今合肥的周边地域建立了“巢”、“舒”、“六”诸方国。春秋时期，合肥地域内建有庐子国，为楚国属地，周边诸方国亦被楚国兼并。后来，江南的吴国兴起，吴楚相争，合肥又为吴国辖地。这时，合肥已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比较活跃的地区。康熙《合肥县志》载：“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公会吴（吴王夫差）于橐皋。橐皋，庐近地也。”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合肥属越地。不久，越楚媾和，越国将吴国所占的合肥地区重归于楚，直至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楚被秦所灭。秦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封建制国家，实行郡县制，合肥分属九江郡。两汉时期，合肥的经济文化和商业贸易都得到显著发展，成为南北舟车往来会集、各种货物竞相输会的商业都会。
 
新石器时期
　　在遥远的年代，江淮地区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土壤肥沃，物产丰富，非常适合古人类的生存。近年“和县猿人”和“巢县早期智人”的发现，证明早在几十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江淮地区活动。
　　在距今约4000年至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大量的原始氏族部落在合肥地区生活。他们择水聚族而居，在河边高地上筑起自己的居室，从事渔猎活动，并开始饲养畜类和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劳动产品也归全体氏族成员所有，过着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生活。
　　解放后，合肥四郊和辖县均发现有新石器时期遗址，显示出氏族社会的集体遍布合肥。肥东县大陈墩遗址、大城头遗址和肥西县古埂遗址较为典型。
　　大陈墩遗址（又名大陈孤堆），位于肥东县龙城乡陈村陷湖陂西南端。遗址距湖100米，孤堆突起，比四周水田高6到8米。从遗址中采集到了石斧、石锛、鬲、鼎、甕、豆、盉、盆、罐的残片。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中发现了稻粒结块。
　　大城头遗址，位于肥东县阚集乡小程村。遗址为椭圆形墩台，高出地面2到3米，南北直径100米，东西直径80米，面积达8000平方米。墩台东、南两面是早已淹没的旧河道，西、北面是原始岗地，中心部位有散乱的墓葬。从中采集的标本有石斧、蚌刀、陶鬲、陶鼎、陶罐、陶甕、陶豆等残片。
　　古埂遗址有上下两个文化层，上层属于龙山文化时期，下层早于龙山文化时期。其主要特征是：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灰陶、黑陶较少。生产工具有石斧、舌形刀，形体厚重，数量较少。其他有陶网坠、陶弹丸等。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这一时期人们的谋生手段和技能明显提高。石、蚌刀的普遍发现说明当时的采集经济已退居到次要位置，农业日益成为主要的生产活动。人们用石锛开垦荒地，用蚌刀收割庄稼。大陈墩遗址出土的稻粒结块，更是当时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真凭实据，证明早在四五千年前作为人类主要粮食品种的水稻已在合肥地区种植。在大陈墩遗址还发现了饮酒用的陶杯，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喝酒，农业生产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已有剩余的粮食用来酿酒。陶网坠、陶弹丸的发现证明当时人们已学会了结网捕鱼、张弓弹鸟。在肥东县西山驿乡的胡茶庵遗址还出土了打猎用的石镞，标志狩猎活动已能制造出比较好的工具。
　　大量用于生产和生活的陶器的出现，表明当时的制陶业已有了相当高的水平。陶器器形多样，有鬲、鼎、罐、甕、豆、盉、盆、盂等。陶器上的饰纹也复杂多样，有绳纹、弦纹、堆纹、凹点纹等。在陶质上，亦有灰陶、黑陶、夹砂红陶之分。夹砂红陶质地酥松，火候极低，易碎，表面有许多气孔。泥质红陶火候较高，质地细腻，表面一般经过打磨，并施一层血红色陶衣。古埂遗址下层还发现有彩陶。
　　上述考古发现，反映了当时聚居在合肥地域的这些氏族群落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都有所提高，原始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正在向阶级社会转变。

青铜时代
　
　　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中国开始进入阶级社会。随着青铜器被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人类文明进入了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合肥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比新石器时期有了进一步提高，其突出标志就是青铜器的使用。在合肥地域内发现的商周时期遗址中，大都出土了青铜制品。在肥东县大陈墩遗址发现了炼铜渣，在肥东县吴大墩遗址出土了青铜镞，在肥东小赵遗址出土了青铜残块两件。较大型的青铜器也有出土，如在合肥城西北约5公里处的大雁墩文化遗址土的西周时期的“乔夫人”鼎和在长丰县杜集乡出土的青铜质打击乐器——长腔长钮编钟。
　　2003年初发掘的烟大古堆遗址，不失为合肥地区最有代表性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遗址位于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其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从中发现了一批灰坑、墓葬、房屋等遗迹，出土器物300余件，有陶器、铜器、石器、玉器、骨角器、蚌器等，其中陶器数量最多。根据对出土器物的分析，考古专家认为遗址年代约相当于商代—西周时期，距今约3000多年。在遗址西边有一处大面积的建筑，建筑的柱子已经腐烂，但留下的10个柱洞沿着建筑的边缘排开。在附近，还发现了4个烧饭的灶坑，灶坑有烧过的痕迹，可以看到带黑色草木灰的土层。
　　在一些探方中还发现了几座墓葬，每个墓葬长约2米，宽1米。从墓中发掘了7具古人类遗骸。在墓葬区的附近，烟大古堆古村落有着较完整的功能区。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中还发现被烧过的龟甲。用灼烧龟甲来占卜吉凶，是商代巫师们占卜的主要方式。这一发现说明，当时中原文化已传播到合肥地区。
　　合肥地区的农业生产在新石器时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青铜工具用于农耕，提高了开发土地的能力。从各处遗址土的酒器，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展，粮食已达到食后有余的程度。
　　在农业发展的同时，狩猎技术也有较大发展。肥东乌龟滩遗址出土了骨镞以及石化的鹿角、羚羊骨等，肥东吴大墩遗址出土了青铜镞，这些都是狩猎业发展的证据。
　　这一时期的手工业生产也在新石器时期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这时的陶器种类进一步增加，除了夹砂红陶、灰陶外，还有夹砂黑陶、黑衣陶、泥质红陶，从其用途可分为食器、酒器、盛器、饮器等。陶器的纹饰也更加复杂多样。
　　引人瞩目的是，随着陶器制作工艺的逐步提高，合肥地区还出现了原始瓷器。1974年，在肥西县馆驿公社周坝大队大墩孜遗址土了原始瓷器——青瓷豆。该遗址属于商代文化地层，青瓷豆用泥条盘筑法制作胎坯，胎土未经淘浇，有石英砂颗粒，器表涂有高温石灰釉，釉质晶莹，玻璃质感强，烧成温度在1200℃以上，质地坚硬，已属瓷的范畴，并且与南北朝时南方青瓷的化学成分相接近。它的发现证明：合肥地域不仅是全国最早发现原始瓷器的地区之一，同时还可能是最早生产原始瓷器的地区之一。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新兴的手工业——青铜铸造业。当时江淮地区所产的青铜及其制品，是重要的贡品，被北方的华夏民族称之为“南金”，享有很高的声誉。《禹贡》、《诗经》及一些青铜器铭文对江淮所产青铜器输入中原均有记载。
　　“乔夫人”鼎和长腔长钮编钟，是合肥地区青铜器的代表。“乔夫人”鼎造型优美，色泽斑斓，圆形腹部，直式方耳置于腹的肩部，腹上装饰有精美的窍曲花纹，下有一道曲弦纹，盖为直边平顶，顶心为弓形鼻，鼻周环铸七字铭文，这是合肥近郊发现最早的带有铭文的青铜器。长腔长钮编钟于1991年出土，为春秋时期的青铜质打击乐器，共9件。编钟出土时基本完好，通体饰变形蟠虺纹，每面均饰6组18枚乳钉纹，每3枚一组横排，在两侧各列成3排，共鸣箱为扁突体上覆瓦形。音乐编钟的出土不仅反映了当时青铜铸造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精神生活的进一步丰富。

灿烂的楚文化遗存
　
　　春秋战国时期，合肥在大部分时间里属楚国的势力范围，受楚文化的影响很深，特别是公元前241年（秦始皇六年）楚迁都寿春后，合肥更是处于楚文化的中心地带。合肥西北部邻近楚都寿春，因而在这里留下了丰富的楚文化遗存。
　　20世纪70-80年代，在长丰县杨公镇周围清理出了11座战国末期楚墓，出土许多珍贵文物。这几座古墓，距离较近，多数是土坑木椁，墓前两侧大多有三、五对铜矛，象征死者生前卫士或仪仗。二号墓发现各式玉器四五十件，其中有玉壁36枚，排列如鱼鳞，放在尸体之上。八号墓保存完整，墓主骨架尚存，为俯身葬式，头、膝部各置两枚玉璧，胸前置两枚龙形玉珮。九号墓封土高大，俗称纪家古堆，墓中棺盖上漆有朱画，虽历经数千年，出土时犹色泽如新。木椁用长5米余、宽40厘米的方形巨木做成，不少木材至今仍可应用。文物中还有玉雕舞女，显示战国时代楚国盛行长袖舞的特点。而出土的镂空龙形玉珮，珮形为一张口回首神龙，龙体蜿蜒虬曲，通器扁平镂空，两面均满饰凸蚕纹；龙尾虬曲部分饰以两鸟相连，更渲染了镂空透雕的艺术效果。两个首尾相接的S形，造成了玉龙翻转腾挪的强烈动感，气度威猛不凡。此器充分体现了楚艺术的流畅而峭拔劲健的风格，如此造型独特、形体较大、制作精细的玉佩在战国玉器中实属罕见。
　　位于长丰县瓦埠湖东岸朱家集李三孤堆的楚幽王墓，出土铜器800多件。出土的铸客大鼎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身高36.5厘米，腹深52厘米，腹围290厘米，足高67厘米，重400公斤。鼎口平沿上刻铭文：“铸客为集……为之安邦”。此鼎是在全国范围内为迄今发现的两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铜鼎。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看到了铸客大鼎赞叹不已，风趣地说：“好大一个鼎，可煮一头牛哇！”另一个铜鼎上有铭文：“幽楚王熊忓，战只（获）兵铜。正月吉日，作铸乔鼎之盍（盖），以供胾棠（蒸尝）。”在发现的铜盘上也有类似的铭文。据考证，“熊忓”，即楚考烈王之子幽王熊悍，“战只兵铜”，意为战争中缴获青铜兵器。楚幽王在位10年，据《史记》记载，只在幽王三年（公元前235年）发生一次“秦魏伐楚”之战。“战只兵铜”当指这场战争。
　　此外，合肥还出土了在楚国后期统治区域内使用的典型器物“山字镜”。
　　战国时期，合肥地区的经济活动也很频繁。解放后，在合肥西北部的古城遗址上，多次出土战国时期楚国发行的黄金货币——“郢爰”。“郢爰”呈方块状，面绘印阴书“郢爰”两字。这是我国最早发行的黄金铸币，也是世界古币中最早的金铸币之一。1985年，肥西县新仓乡发现铜币窖藏一处，出土楚国发行的铜币24.25公斤，其中基本完好的有8600枚。大量货币的发现，表明了当时商业活动之盛。

南楚都会
　
　　秦汉时期，合肥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自西汉建立到东汉末年间，合肥地区社会长期稳定，社会生产更是有长足进步。
　　两汉间，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开发江淮地区和经营江南闽越，在江淮间治弛道、修水利，推行牛耕和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汉武帝为了消除闽越和东越的叛乱，把这些地方的人民迁到江淮之间。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军平息了东越人王馀善的叛乱，将数万名东越人移置江淮之间。征和年间（公元前92—前89年），黄河不断泛滥，华北平原方圆千里间饥荒连年。为了救灾，西汉政府允许饥民流往江淮地区，并派遣官员护送，流民到达后愿意留下的，政府就将其编入当地户籍。众多人口的到来，给江淮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添了有生力量，有力地促进了包括合肥在内的江淮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在合肥地域出土的大批汉代文物，如铜尺、兽形铜灯、鎏金熊、铜染杯、铜铲、雕花瓷壶等，表明当时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比较富足，同时也表明了合肥手工业工艺水平的提高。1987年，在合肥城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随葬冥器——方形灰陶熏炉。此物为仿生活用品焚香熏炉，一般用于熏衣服和居室，分盖和炉两部分。盖为五脊四面坡形，炉盒与座连在一起，中间一对略细的方形柄，通高25厘米，底座边长9.2厘米，通体雕刻纹饰。盖上纹饰分为四个层次，每层均饰带状浅浮雕米字形纹饰，从下往上第二、三层在四角上每边均刻一个三角形透气孔达炉内，顶部刻对称的四个透气孔。炉盒纹饰亦分四个层次，从上往下，第一层为篦纹、蟹爪纹，第二层为菱形叶脉纹，第三层为波浪纹，第四层为篦纹。底座与盒之间的方形柄上有刻画的三角形叶脉纹。整个熏炉工艺复杂，制作精美。1975年，在郊区常青乡曹坊郢村出土了东汉早期的鎏金铜熊形器足三件。熊高5厘米，为一直径63厘米的漆盘之三足，通体鎏金，熊前肢上端、后肢中部、腹部中间各镶嵌一颗绿色宝石。熊呈直立状，两眼平视，张口吐舌，形态逼真。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合肥商业的繁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合肥的商业贸易活动就比较活跃。秦时，合肥民间商业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至两汉时期，合肥已是除长安以外全国著名的18大商贸市场之一，成为舳舻相继、街市熙攘的商业重镇。《史记·货殖列传》称合肥为南楚都会，曰：“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汉书·地理志》把合肥与寿春并列，曰：“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
　　汉代合肥故址在旧城西门外二里（今毫州路西段），是江淮之间的南北通道，凭借得天独厚的淝河黄金水道，向南可由巢湖而达长江，向北可经瓦埠湖而达淮河。嘉庆《合肥县志》云：“濠寿阻淮而由肥入淮者道合肥，姑熟阻江而由湖入江者亦道合肥也。” 在隋代大运河开凿以前，合肥是由水路沟通江淮两大水系的最便捷通道。此外，合肥还有辐射四邻地区的陆路，对内对外交通十分发达。当时全国商品贸易蓬勃发展，“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合肥作为沟通江淮，直达河、济、汝、泗四大水运网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得天时、地利之便，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唯一的以转运贸易为主的“输会”城市。此间，经由合肥集散的农副产品，以木材（其中以楠木、樟木最富盛名）、水产（其中以鲍鱼、银鱼最富盛名）及元竹、大麻、稻米、大麦、小麦、禽畜、茶叶、瓷器等为大宗，贸易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均为江淮各邑之首。近年在合肥郊区林店乡出土的大量原产浙江的精美瓷器，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汉代合肥商业贸易的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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