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曲艺约有60种，流行较广或源于安徽的约20种。安徽大鼓和评书是遍及全省的大曲种。大鼓形成于淮河以北，流传到豫东和江苏。开初的表演是“见风采柳”，即兴编唱，以后发展成说唱历史故事。由于流行时间长，有一支庞大的艺人群体，分成门派，师承达数十辈。评书艺人有较高文化，社会地位相对也较高。如阜南周金鹏，金陵大学毕业。初任教于阜阳等地，其人放荡不羁，而雅爱曲艺，遂下海说书。其评词文雅流畅，听众不乏学生、教师和文人。淮北的太和清音，流行在太和、阜阳一带，为汝南老僧清坛法师所创。著有《清音筝谱》一卷，流传民间，变化而成民间曲艺。另有亳州清音，是吸收八旗子弟《岔曲》、《八角鼓》与地方民歌融合而成。淮北还流行颍上的四句推子和阜阳的颍河溜。江淮之间有流行于来安、天长一带的白曲。皖西有流行在六安、舒城、霍邱一带的四弦书。流行于沿江及皖南的有和县、含山、巢县的含弓调，马鞍山、芜湖等地的梨簧。黟县有曲书，是供妇女...

花鼓灯是安徽省优秀的民间艺术，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作为汉民族舞蹈的代表之一在舞蹈艺术中有着广泛影响，是安徽省流传较广、参与人数较多、较为丰富多彩的一种民间歌舞艺术。花鼓灯主要流传于蚌埠、淮南、怀远、凤台、颍上为中心的淮河流域的二十多个县、市约3万平方公里面积、7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据《凤台县志》记载，花鼓灯“历史悠久，宋代就流传于淮河流域的凤台、怀远一带”。民间传说，包公放粮赈济，百姓为感恩德，以“玩鼓灯”的形式欢庆，相沿至今。花鼓灯主要由舞、歌、锣鼓演奏组成，以音乐、舞蹈、灯歌相结合的艺术形式，通过情节和人物来表现生活事件和群体情绪，它把情节性的双人歌舞与情绪性的集体歌舞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了比较完整、系统的民间歌舞艺术，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民俗特征，是淮河文化在舞蹈方面的集中表现。兴盛时期，花鼓灯形成了以地域为特点的怀远、凤台和颖上三大流派，涌现了《抢板凳》、《抢手绢》、《游春》...

徽州人善歌舞，东晋时新安歌舞就已蜚声海内。明代徽州人对戏剧的嗜好尤甚，各地族社每借祭祀仪礼、婚丧喜庆之际，聚众演戏，甚至在诉讼之后也有罚戏的习俗。徽州在外埠的富商，常以声伎相随，列歌舞、宴宾客。由于徽州戏剧活动较为普遍，观众主要是村镇平民，艺人在演出时，对曲词中那些高深典雅的戏文，往往予以改造，力求通俗。因而，逐步形成徽州戏剧独有的特征。明嘉靖间，徽州艺人在吸收弋阳腔的基础上，形成徽州腔，是为徽剧的先声。徽州腔在寓意较深的曲词中，增加了大量的解释曲文，联缀曲辞，发挥剧情的“滚唱”，形成通俗易懂的“新体曲文”。并注意增加便于理解曲词的道白，如净丑间的戏谑语，彼此的设问、对答等，给观众以更多的戏剧性，扩大和增强原作表现生活的能力。明万历间，徽州、旌阳戏班上演目连戏，把民间杂要融入剧中，蹬桌、翻梯、飞叉、滚打、走索、跑圈、窜火、窜剑等，成为表演武戏的特殊招式，并运用火彩、幻术等特技，逐步形成徽剧...

祁门余庆堂古戏台徽州戏剧演出活动源远流长，东晋时期就有“宴会辄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的记载。明万历二十八年三月，徽州府邑城东郊迎春赛会上，有戏台36座，在这些戏台上献艺的有从苏、浙、豫等地请来的名优，也有徽州本地艺人组成的戏班。场面之大，人数之多，盛极一时。徽州乡民对戏剧特别嗜好，不仅迎神赛会、婚丧喜庆时要演戏，而且在诉讼之后还要对败诉者罚戏。一些较大的村庄，都建有砖木结构的永久性戏台。这些古戏台的建立对促进徽州戏剧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徽州古戏台不同于京城和城市的戏台，也不同于北方农村的戏台和花戏楼，有着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表现在宗族血缘关系与法治地位。徽州古戏台建在宗族领地的祠堂中，它位于祠堂的门厅，与享堂、寝堂相对。一来是维系宗族血缘关系的需要，徽州人讲究忠孝礼义，遵祖敬上，演戏时打开享堂的隔门，可以与祖宗同乐，使人感到宗族的荣耀；二来体现宗族的威严，祠堂是宗族执法的...

祁门县叶源明代戏台笔者近期到古徽州（今黄山市）祁门县考察，发现那里保存有清代的“罚戏碑”。被当地人称为“目连村”的彭隆乡环沙村“叙伦堂”堂外西墙上还有一块“嘉庆二年十一月”立的石碑，碑文的内容是，当地村民程之璞等人鉴于“迩缘人心不一，纵火烧山，故砍松杉，兼之锄挖柴桩”，于是合议立“养山合墨文约”，其条文为：“纵火烧山罚戏一台，仍要追赔木价；挖桩脑者五问松杉杂植，罚戏一台；采薪带取松杉二木并烧炭故毁，无问干湿，概在禁内，违禁者罚戏一台”。这块“罚戏碑”不仅是村民们的公约，而且由县令以公告发布，公告原文被刻在石碑上。据史料记载，用“罚戏一台”的方法禁止砍伐或烧毁树木山林，在徽州相沿已久，较为流行。在清明两代，徽州是一个戏曲文化氛围异常浓厚的地方。徽州商人在赚了大把大把的银子后，不仅兴建豪华的住宅，也追求精神的享受，听戏看戏就是当时流行的娱乐活动。明代的徽商就开始蓄养戏班子，他们大部分时间侨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