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源１９４９年划归江西，理由是婺源与歙县屯溪之间横亘着浙岭，这边属于新安江水系，那边属于鄱阳湖水系，解放前国民政府曾动议将之划归江西，由于胡适等人根据它历史上一直属于徽州，同承理学滋润的徽学一脉力争，才不了了之。
正是由于文化上的“同”，故而民居每一构件的意蕴都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外墙上透着喜鹊图案的窗户，门窗上都有小檐，天井仍是四水归堂，供桌上摆着“终生平静”；村庄的总体布局上也强调“天人合一”，西递缘自溪水自东向西而流，宏村牛形，呈坎八卦状，而婺源延村则整个呈一“火”字，五条街道在村中间汇聚，在这样一个聚族而居人口宅院稠密的大村落，“火”一旦缺乏克制，从形式上着起来如何了得，于是在核心处便挖了一口井，既是形式上的可能扑救，又是阴阳二气的相生相克、更是一种精神信念，蓬勃的繁盛需要深厚不竭的源泉，每天早晨，每家每户纷纷来到这儿担水，更像是朝拜。三百多年来，村人精心地维护着它，道光年间又在上面用整石雕刻了一圈雄厚的护栏，如今虽然已没有人再来挑水，但它仍是那么澄澈。 可由于水系的不同，浙岭的阻绝，两边的民居在同中又产生了一定的差异。婺源的村落多了一座座过街楼，即在一条巷一条街的尽头，用一座下空上廊式的楼将两边给连接起来。力学上，它无疑两边悠长巷道的横撑，美学上，它点缀了同一结构模式的音调，伦理意义上，这叫做群屋一体，有人告诉我，想当年，每雨雪天气，正是有了它们，人们可以不带雨具，穿堂越户，衣衫不湿，从村头走到村尾，它们像一张网将整个村落从空中给编织到了一直，又像细密的血脉使整个家族的每个单体从精神上获得了生命的共振。 不像西递宏村是官商混居，在婺源常常是人以群分，官一村，商一落。比如沱川乡理坑村就是官家聚居地。有明末吏部尚书余懋衡的“天官上卿府第”，有明末广州知府余自怡的“驾睦堂”，有清初兵部主事余维枢的“司马第”。他们的门面一律为石库门，水磨青砖。由于“驾睦堂”是奉旨敕建，故而门楼为五凤状，三重，内向四个水拱支撑，上盖青瓦，双梁下有深雕单拱，上方中心刻着“圣旨”二字，至今仍模糊可辨，砖为“富贵万字”砖，中雕“双龙戏珠”，这简直就是一个牌坊的塑造。如果说在西递宏村，牌坊是独立外建，是一个村落一个家族的象征与骄傲的话，这里则内敛为一个家庭的荣耀与显派。 清水镇是延村比较集中的是的院落。在西递宏村，商人的自尊只是体现在中门的造形上。而这里，商人的形象变得那么张扬与毫无顾忌。他们没有中门，大门外墙也不是直线形的，而是在门头处斗状元宝般凹进一块，大檐是一横，小檐是两点，一个硕大无朋的商字根表商家要把门修成牌坊。毋须含蓄与瑟缩，有了金钱，完全可以直挺挺地叉着腰站在那儿，欲与官家试比高，这些连成一排，又是座财富的城墙，每个垛口都向世界炫耀着满溢的豪气。小檐下有的是雕刻，有的则干脆挖成一瓶状小龛，此外它是在祝祷“平平静静地发财”呢，还是在自得“发了财才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呢。院落基本也是用大青条石平行均匀地铺成，可对着门，有一块是那么显眼，比别的宽些，两头还横担着两块，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把“锁”，不仅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而且还要把这财富牢牢地锁住，真正是用心良苦。供桌上陈设相同，檐柱上也有精美的雕刻，可两厢窗子上不见了“碎冰”，也不见了一边为六一边为四的教诲，取而代之的是数量的对称均衡，和一组组四方连续喜滋滋的梅花图案。我也曾偶见“碎冰”，那是在一家主人于上海经商建好后准备给后代偶尔回来住住的民初居室中，主人引进了西洋特色，正厅前修了玻璃屏风，屏风上面用的就是“碎冰”，可那已不再是“寒窗”，而纯粹成了打破玻璃四方形呆板的装饰；我在一家十分破旧的十二扇窗棂上，见到相对雕刻着“兰”“馨”“忠”“孝”“节”“悌”与“菊”“香”“礼”“义”“廉”“耻”，可又在紧邻一家的窗棂下见到一条长板凳，此家有三进房子，主人和大儿子住后进，前两进人住另两个儿子，有人来见，一律必须由三个儿子逐级通报，不论何人，一律必须坐在这儿等着，人们称之为“冷板凳”。一个发了财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架式，清水镇可是朱熹地地道道的故乡啊。这只能说明，面向着鄱阳湖、紧邻着景德镇的婺源，在景德镇所可能具有或者说明末清初所可能滋生的商业气氛中，已开始了对传统文化中贱视商的理念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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