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邹鲁钟灵毓秀     　　徽州在历史上享有“东南邹鲁”之誉，早在唐末就文风日盛，宋代以后，英才辈出，人文荟萃，遂成文化之邦。
　　人文郁起，物华天宝，程朱理学，“道脉薪传”。文学艺术，医学，徽墨歙砚，以至徽菜学类都在全国享有一定威望。
　　尤其是新安书画，天都、新字、黄山画派，徽派版画，徽州金石篆刻，刻书出版业，徽派雕刻，徽调徽剧蜚声艺苑。徽派盆景，徽派古建筑，尤其是民间民宅，园林建筑，独树一帜。歙砚徽墨，万安罗盘，徽州竹编，漆器、澄心堂纸，誉满中外；新安医学弘扬医坛……徽州文化发达，“以读书训子弟”“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愈众。琴棋书画，篆刻金石，堪舆星相，剑槊歌吹者流，均不乏其人。
　　古往今来，徽州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人才辈出，涌现了大批出类拔萃，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人物。
　　隋唐和北宋，有揭竿而起的汪华，方清和方腊等农民起义领袖；明末有坚持民族气节，慷慨就义的金声，江天一等民族英雄。
　　尤其是徽州是程朱桑梓之邦，道学渊源之所在。所以历史上封建文人一提到徽州，便眉飞色舞，赞叹不绝。说什么徽州人“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  当然还有很多     

 
    　　为了培养人才，成为政治势力和学识上的才子，徽州富户特别是徽商们是不惜财力的。“读书登弟”是徽州比较富裕的人家孜孜以求的得官之途。
　　明清两代只五百余年，科举得中六县明代举子1298名，清代1698名；中进士明代392名，清代仅歙县，休宁两县就有进士达670余名。休宁一县包括休宁籍清代状元就有13名，还有榜眼、探花、传胪等。
　　在徽州流传着“十里四翰林。三殿撰、兄弟九进士，四尚书，兄弟翰林，父子尚书，一榜十九进士者，一科同郡两元者……”等当年佳话。
　　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朝廷肱股大臣，为封建社会的经国济世效尽了犬马之劳。单以歙县为例，居科名之先者，中状元的唐皋（明）、金榜，洪莹、洪钧等；立相国之隆者有许国，程国祥等；阐理道之微者有朱升，唐促实等；大经济之业者有唐文夙，杨宁等；宏政治之才者有唐相等；擅文章之誉者有汪道昆，郑恒等；副师武之用者有汪宏宗、王应桢等；当然还有很多。 

可见一斑 

    　清初文学家张潮在《歙问》小引中记载一件趣事：明代文坛后七子首领王世贞，号歙州山人，曾带领三吴两浙文士宾客一百余人， 浩浩荡荡来黄山游览，他们各自是擅长一技的才子，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
　　然而歙人汪南溟（即汪道昆）闻其至，便以黄山主人身份，租赁了名园数处，予以热情接待。同时他又邀请地方名士作陪，每一位来宾由地方一至二人相伴，以书法对书法，画家敌画家，琴师会琴师，棋手伴棋手，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剑槊、歌吹之属无一不备，都一一伴对角技，大家一起侃侃而谈，酬酢纷纭，如黄河之水，流而不竭。一百余名吴浙文士竟难以匹敌，大感惊愕。大称赏而去。”一时传为美谈。
　　看，仅歙一邑之人才，竟能与蓄意前来斗艺的，世鲜能敌的三吴两浙之各方面人才相匹敌，徽州人才之盛大，于此可见一斑。
　　徽州文人既多，著述又很丰富，他们不仅是名贤硕儒，也有富贾名官，甚至还有名媛闺秀，如江继妻吴昊，幼承家学，工侍著《香台集》，江昱之妻陈佩著有《闺秀集》，金潮之妻汪韫玉著有《兰雪侍草》。现尚存《听月楼遗草》二卷传世。戴邵庵妻范满珠著《绣余草》与其兄范良、妹范满林著《绣余征略》均为当时有影响的诗人。
　　徽州诗人很多，据《徽郡侍选》所载自“明洪武起所选一百四十六人”。这还仅是选入者，没有统计的或落选的当属更多。
　　其它著述，以古歙江村为例：据乾隆四十年刊刻，清代里人江爱山撰文的村志《橙阳散志》统计，共有七十八位作者，编著书多达155种，乾隆以后当不包括在内。
　　书、画、篆刻等艺术人才，更是成批涌现，明清时画家见诸文献记载的近千余人。  刻了许多书        　　由于文化昌盛，书画，雕刻业发达，进一步推动了雕版印刷业。
　　早在南宋嘉熙年间，徽州即出现刻书印刷行业，明中叶已形成规模，万历时理旬书坊林立。
　　刻工以家族为中心的就有：虬村黄氏、仇氏；旌德板画村汤氏、朱氏、刘氏、歙休汪氏；还有鲍、郑、洪、吴、张、项、程、李、郭、王、谢、蔡、唐等氏姓都是家传户习，名手辈出的镌刻世家。
　　仅歙县虬村黄氏为例：从明正统元年（1436年）至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年间已协入方志等史册的著名刻工达四百余人，还不包括参刻的女工及一般没有列入刻工的呢。
　　据周弘祖《古今刻书》记载：徽州刻书最多者要数歙人吴後学的师古斋，他刻《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四十四种，二百零四卷，刻经史子集数百种，样佳精审，耗资十万两。
　　吴还有歙西鲍氏耕读堂，岩镇汪济川的主一斋、新都吴氏树滋堂、吴养春的泊如斋、程百二的忻尝斋、大雅堂、环翠堂、居仕堂、百岁堂、绣佛阁等。
　　到了清代流风未歇，歙人鲍延埔所刻《知不足斋丛书》三十集最为精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成稿后，一直无力印行，到了乾隆三十二年（1768年）还是鲍延埔为之首次刊出，计三十卷四百二十一篇。
　　新安汪氏刻《秘书》二十二种，鲍崇城刻《太平御览》一千卷，程梦星，程晋芳，吴绍浣，黄爽，曹振庸、华秋源、鲍志道，鲍漱芳、江春，江方、江洵、马日馆、徐赞候、金怀玉、洪征治、张霞举、汪森、孙默、汪献圩等均刻了许多书。

 
在制墨业方面     　　墨模制造、墨膏质地、版刻精美而载入史册。
　　唐时李（溪）超、李延圭、宋代的潘谷均为徽州制墨大家，永垂青史。
　　明以后呈坎罗小华为歙派制墨代表。他塑的墨万历神宗朱翊钧称“坚如石，纹如犀墨如漆，一螺值万钱”
　　程君房用红黄绿诸色套印《程氏墨苑》二十三卷二十册五百二十幅中的五十幅。方于鲁印《方氏墨谱》十二卷。汪中山、汪鸿渐休宁派首创锦墨，华丽精致。
　　到了清代有汪近圣印《鉴古斋墨薮》、汪节庵、曹素功、胡开文等对墨的造型和墨模制造均有卓越贡献。        在雕刻版画方面     　　更是徽州的“土特产”拿手好戏，常见有小说、戏曲、神话插图、墨谱、画谱、生长谱、木板年画、民间版画、宗谱、祖容、仙佛和先贤像、花纸和契纸简帖的装饰等，都表现出非凡的技巧和独特的功力。
　　徽派版画首创色彩套版印刷术，更是享誉国内外。
　　这些作品原稿即有著名画家丁云鹏、吴左千、郑重、汪耕、黄应澄、蔡冲寰等创作起稿，又有技艺冠盖一时的黄、仇、汪、汤、刘、张、项氏等名刻高手雕刻，故能鲜艳夺目，精丽绝伦。
　　到晚时休宁人胡正言吸取当时比较流行的刻版涂色印刷法后，他刻印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把版画套色和印刷推向世界高峰，影响深远。  官的西爽堂刻有《古今逸史》四十二种，一百八十二卷，另刻有《晋书》、《水经注》等。

还有金石篆刻     　　还有金石篆刻技艺也是人才济济，有的别开生面，称雄印坛。
　　明清篆刻艺术，首创皖派的何震、歙派的程邃、黟山派的黄士陵等均是开山祖师，为休宁、歙县、黟县人、追随者卓有成就，各个时期的徽州各地方均有数十至百余人。
　　徽州的制墨、刻书、篆刻业均拥有一批刻工高手，他们和画家合作，长期的艺术创作实践，使其作品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典雅、工整、细致、态度一丝不苟，真是毫毛毕具。那线条的曲直、刚柔、粗细、虚实、繁简、空实等对比都有徽州特色。
　　同时徽州刻工受徽州文化的熏陶、互相影响，诸如书画家、雕刻家、金石篆刻家等直接与间接的启迪，增强了刻工的自身艺术修养。
　　如明代著名刻工歙人黄钺，就是一个多面手，他善版面雕刻，又喜金石篆刻，还攻绘画，建筑工程上的木、石雕，并通诗文等。
理学弥漫着徽州     　　徽州是程朱理学的故乡，“道学薪传”在新安久矣。正如徽人赵吉士在《新安理学》中所云：“新安自紫阳峰峻，先儒名贤比肩接踵，迄今风尚醇朴，虽僻村陋室，肩圣贤而躬实践者，指盖不胜屈也。”
　　由于理学家纷起，以理学教化分人，已成为这一带时尚。
　　程、朱所倡导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一套纲常礼教，既是封建统治思想也是每个人必须遵循并躬身力行的最高道德规范。
　　理学弥漫着徽州，侵蚀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因而这些徽商大贾发财致富之后，向往着“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很自然地就想到在家乡显示一番阔气。 　　明代中叶大兴土木，他们修祠堂，坚牌坊，建宅第，不惜重金招聘能工巧匠，精心营造。
　　正因为当时徽州“富商巨贾，以商著称天下”，又以儒学思想风行，因而促成徽商力主“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自恃，而从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 
       “忠”与“孝”的标榜     　　另外徽地风尚还有不肯轻去他乡定居之习俗，有的则为族戚所鄙，所谓“千年归故土”，纵有先贫后富者居外地得发者，亦追逐其发祥地。多数皆老大归根，故徽州有千年祖茔、千户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数百年之古居，比比皆是。
　　同时徽州唯心主义的理学业还鼓吹风水地灵，“新安土壤发人”，于是一时间堪舆星相猖獗。那些多少代以前就远离徽州的新安后裔，还回徽州来联宗续谱，追逐源流，甚至寻找遗址，在故乡重建祖庐，标榜并宣扬自己源于新安。
　　还有徽商们，在建筑祖居宅第上，又以“忠”、“孝”来作精神寄托，在封建的纲纪支配下，比雕刻，比豪华，有一种互相竞争的心理，一个要比一个强，以此来炫耀自己，标榜“忠”与“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