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业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古老的一种信用行业，专为私人提供抵押品贷款，最早称为“质”和“质库”。到了明朝，名称就有10多种，通常称之为“当铺”。
　　明、清时期，徽商经营典当业遍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城镇。长江以北，徽州典当商也很得势，《明神宗实录》中记载的河南巡抚沈季文言：“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赀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计汪充等二百一十三家。”除此，北京和山东、福建、广东诸省也都有过徽州典当商的踪迹。经营典当业以休宁人最为活跃。明人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描写的休宁商山大财主吴大郎有百万家私，号称“吴百万”，他就是一个经营典当业的巨商。清末翰林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称：“典商大多休宁人……治典者亦惟休称能。凡典肆无不有休人者，以专业易精也。”
　　典当店铺多为石库门面，并在外堵或影壁上，写上一个楷书大“当”字，大到几乎占了整个墙面。店堂里面高大，窗户却又高又小，光线晦暗，黑黝黝的由壁上，贴着一些红纸条，上面写着“失票无中保不能取赎”、“虫蛀鼠咬各听天命”、“古玩玉器周年为满”、“神枪戏衣一概不当”……。店堂横门一溜砖砌的高柜台，差不多超过中等人一头，只有仰脸踮足高举双手，才能交货接钱。因此，“高柜台”就成了典当店铺的别称。
　　徽州典当商属于徽商中的“上贾”，资本极为雄厚，在当时激烈的商帮竞争中’，他们联合族人乡党集中于一地同治典业，以较低的典利排挤其他商帮而占领市场。明人周晖在《金陵琐事录》中称：“当时南京的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小，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贫民。”在取和予上,徽州典当商很注意掌握分寸,在“予”时好象吃了亏，而在“取”时却终究能占大便宜。明代休宁人程锁在江苏溧水开当铺，坚持“?居息市中”，“终岁不过什一”，“使得该癯票悖俺す?程锁)”，他本人也从一个资本不大的典当商，成了“累资万金”的富翁。
　　徽州典当商在内部管理上很有特色，主要是分工精细，制度严明。据清末民初老当铺客介绍，明清时期，一般规模的典当店铺里，都设有“柜台先生”二至三人，鉴别顾客典当的货物，评估价钱，写票二人，专写当票；中班六人，有正有副，负责货物打包；挂牌二人；学生10余人，按能力大小依次排成序号，序号l至6的学生分别协助各管事料理业务，序号7以后的学生负责跑包楼，送包取包；管事若干人，分管包房、钱房、首饰房和账房，人人各有所司，各司其职。“柜台先生”统称“朝奉”，原来在封建社会里，凡是典当店铺开业，必经朝廷核准，也就是“奉旨经办”，谁也不得借题滋扰。“柜台先生”对货物鉴别眼力极高，古玩字画、珠宝玉器、苏绣宁绸，皮棉衣物样样精通，一眼就能作出准确判断。不仅如此，他们还老于世故，与社会上各阶层人物打交道，很会察言观色，相机行事。“柜台先生”收当货物到存入包房，每经一手，各人都需认真仔细地对照验点，一旦出了差错，就层层追查，谁出的差错，由谁照价赔偿损失。因此做生意时，人人谨慎负责，谁也不敢打半点马虎眼。
　　徽州典当商对典当取利以及满当(典当满期)后因顾客无力赎取而转销的货物盈利，并不全由老板独得。一般规定字画古董，包当包销，即由“柜台先生”取当，瞒当后无人赎取，由柜台先生经销，除当银外，盈利归“柜台先生”所得，老板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钱。如果收当了假货，亏损亦由“柜台先生”自负。铜锡器满当后的存留货，则由中班经销，盈利归中班。其它金银首饰以及衣类等满当后的存留全由老板经销，盈利归老板所得。另外，老板还根据生意情况，奖赏夥计一定的小费。同时，业务能力强的学生可以升入中班，中班也可以升入“柜台先生”。随着职位的升迁，不仅能获得较好的待遇，而且有更多的获取额外收入的机会。这些措施关系到夥计的切身利益，所以促使了夥计努力钻研业务，提高鉴别货物真假优劣的能力，也使夥计乐于为老板效力。
　　徽州人经营典当业发展成为徽商四大店业之一，其数量之多，规模这大，资本之雄厚，是其他商帮不能比的。有的由典当起家，后来还成为钱庄资本家。上海9个钱庄资本家中就有一个是徽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