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中心是是跨湖桥遗址出土遗物的展示现场。专家们显然都一时无法适应眼前的一切，只见先生站在按层位摆好文物架子前，
一件件地看着修复好的陶器，长时间未置一词；严文明先生则坐在陶片堆中的小凳子上，神色极为凝重。从湖南来的裴安平先生是唯一一位除北京外不与浙江接壤的省区专家，他是作为跨湖桥遗址的“亲戚”专门请来的，因为洞庭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因素与跨湖桥遗址具有一定的比较性，但裴先生显然有些懵：一句话，是似而非。
　　考古学家被无情地置身于洞穿8000年的聚光灯下。
　　讨论的焦点看似跨湖桥遗址的年代，问题的症结其实是因缺乏比较性而带来的陌生感。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偏早因素，如不见鼎足、平底器少见，放在江南的史前大环境中，年代的下限不可能晚于距今6300年。但许多专家都感觉到遗址内涵有些“杂”，有可与石门皂市等遗址相比较的早期因素，如双耳罐、指甲纹、彩陶等；也有一些似乎较晚的东西，如双腹豆、方格纹罐，特别是陶器普遍制作精良，黑光陶器堪称一绝，可以看出使用慢轮修整技术的痕迹，这些特征似乎放到距今7000 年至6300年已属勉强，但这一点谁也没办法否认。那么如何处理其中“不合理”的“进步”因素呢？于是就有专家提出发掘中是否存在地层搞混、晚期遗存扰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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