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过初晴。浦江县渠南村村北的机耕路上，泥土还有几分润湿。几十米外，两处用竹棚防护起来的上山文化遗址现场，干燥温暖。

　　眼前这幕平凡的乡村景象，在考古专家眼里，却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瑰宝。2001至2006年的三期考古发掘和研究证实，距今万年的上山遗址，是中国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负责看护遗址的渠南村村民周成远说，虽然“挖掘出来的宝贝”都存放到了浦江县博物馆，来现场“探秘”的游客仍然络绎不绝。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对不远万里来这里考察的日本教授夫妇。

　　上山文化，为何如此吸引人？透过历史的风尘，我们能否追寻万年前浙江先民的生活轨迹、生产方式和精神风貌？本报记者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上山遗址考古队队长蒋乐平。

浙江新石器遗址首现打制石器——能否验证文化的原始性

　　展台上，一些用石片制作的石器，要仔细看才能发现，其刃部呈现不规则的锯齿状。蒋乐平说，这些具有“二次加工痕迹”的石器，正是上山遗址中发现的打制石器。

　　与陶器和农业一样，磨制石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比磨制石器更为“原始质朴”的打制石器，“出生年代”是在更古老的旧石器时代。

　　2004年，在二期发掘中发现打制石器，曾令蒋乐平异常振奋。因为，在上山遗址现了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的并存，让人隐约联想到新旧石器的过渡阶段。

　　也有专家认为，打制石器一直从旧石器时代沿用到新石器时代。在长江上游和北方一些距今五六千年的遗址中，也曾发现过打制石器。

　　蒋乐平指出，浙江以往发掘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打制石器没有成为一个文化现象。即使在距今9000年的嵊州小黄山遗址，打制石器也十分罕见。

　　此外，在上山遗址早期前段的文化层中，尚没有发现磨制石器，这说明当时很可能尚处于打制石器阶段。而砾石石器，如上述石磨盘、石磨棒的大量存在，也是“打制石器可以印证上山文化原始性”的一大理由。

　　周身布满剥片疤痕边缘的石器，被称为石核石器或砾石石器。从砾石或石材上打下石片后，剩下的石核也被作为工具来使用。

“上山人”是否还在“流离失所” ——三排柱洞引出的疑问

　　去年6月，上山遗址被确立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为更好地保护遗址，部分区域已实行回埋。

　　在深埋地下的遗址中，有3排“万年柱洞”。每排11个柱洞，直径分别在40至50厘米，深度约为70至90厘米。3排柱洞，形成了长11米、宽6米的矩阵。

　　这3排在2001年第一期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洞”，之所以被专家命名为“柱洞”，是因为它们很可能是木结构建筑的遗迹。

　　蒋乐平指出，在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建筑中，也有类似的柱洞，很可能与上山的“万年柱洞”是一脉相承。

　　这就意味着，上山人可能已经拥有木结构的地面建筑，告别了穴居生活。

　　也有专家提出，上山的“万年柱洞”，也许仅仅是季节性居住的痕迹。一年四季，上山人可能天寒地冻时住洞穴，春暖花开后回到平旷地带的木构房屋中，进行季节性的迁移。

　　上山先民到底有没有告别“流离失所”的原始状态？陶器的存在，能说明一些问题。陶器易碎，必须定居下来，才能方便使用。而且上山的陶器体积较大，并不方便携带。

　　蒋乐平说，2007年，考古队将扩大调查范围，将浦阳江上游地区的洞穴作为探索对象，看能否发现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以进一步研究古上山人的生存区域、状态和特征。

如何接近真实的“上山人” ——先民残骸之谜

　　万年之遥，引发人的遐想无限。

　　“有没有可能像周口店的山顶洞人那样，发现‘上山人’头盖骨之类的遗骸？”

　　面对这样一个“外行”的问题，蒋乐平表示，专家也在希望通过扩大发掘范围，寻找更多有关“上山人”的“信息碎片”。

　　去年10月，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在浦江召开前夕，考古队发现，在上山遗址的早期地层中，有一片区域泥土湿润，色泽深，偏“肥”。于是，队里在这片区域布了一个“探方”。

　　惊喜产生了。筛选中，不仅获得几颗“上山人”乳白色的牙齿，还发现了6至7厘米长的尖状器骨椎。

　　蒋乐平说，通过下一步实验室分析，我们可以确定“上山人”的年龄、寿命，甚至能推断出他（她）生过什么病，吃什么食物。

　　骨器的发现，也有利于我们研究上山人使用何种生产工具，以及当时有哪些动物与上山人相伴。

　　此外，蒋乐平还透露，有一些骨盆残片也尚未进行正式鉴定。看来，我们离真实的“上山人”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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